赢利型上访、赢利型经纪与基层社会参与

与"维权式"上访相比,"赢利型上访"的出现具有谋利性。但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二者历来就是夹杂在一起的,均与基层组织的"赢利型经纪"有关,并非近年农民或城市居民上访逻辑由此到彼的改变。根治"赢利型上访"的药方,不宜强调基层政府专断权力,而应以加强基层社会参与化解矛盾。     

农民行动单位与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一个解释模型

农民行动单位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性程度和农民组织能力的差异,进而形塑出不同的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由于现代性的长期浸润和国家权力的渗透,全国各地农村家族和地方性规范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解体,再加上压力型信访维稳体制的影响,极大地改变着既有的政治机会结构,将导致各地农村再生产出越来越多以个体利益诉求为目标的上访行为。从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探讨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有利于拓展农民上访研究视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试论腐败的权力诱因

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位、多层次的。本文拟特从权力的角度对腐败的成因及防治作以剖析。权力只是腐败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腐败实质上是权力的滥用、权力的异化、权力的错位。导致权力腐败的原因主要有权力自身的腐蚀性、陈旧腐朽的权力观念的影响、权力资本化和市场化、权力监督的弱化以及道德约束的软弱等因素。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基层治理中的二重合法性——“非正式权力运作”的一种解释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基层政府诸多错位行为,表现之一是以非正式手段达成治理目标。依法治国的治理策略下,法制是政府权力施行的合法性依据和基础,但改革前总体性支配治理模式下庇护性质的合法性并未完全消退。当前基层社会的支配结构建立于这两种并存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一些情况下"二重合法性"的内在张力造成了正式权力施行的困境,政府进而诉诸非正式途径达成目标。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以农民上访为问题意识之来源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上访数量不减反增,让学界和政策部门深感困惑。通过对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方利益主体行动逻辑的探讨,结果表明,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是造成农民上访增多的主要原因。本质上,上访制度与法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上访制度能有效运作的前提是上访甄别机制的存在,如果还不能废除上访制度,就需要重建上访甄别机制。     

创造公正的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视角转换

近十年来,农民上访已成为最令基层政府头痛的问题。围绕农民上访现象,学术界主要形成了维权视角、治权视角和乡土视角等三种研究进路。每一种进路都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个单一的主体上,它们尽管都揭示了特定类型的农民上访的原因,但也忽视了彼此之间的合理之处。本文秉持理性选择的立场,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理性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农民上访的原因,认为公正治理结构的缺失是导致当前农民上访频发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一分析,本文提出,必须从制度供给、乡村文化建设和公共设施完善等角度来塑造良好的乡村治理结构。     

论东北经济中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博弈

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振兴东北的核心问题是调整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位, 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权力的替代甚至扭曲。计划经济的本质是行政权力替代了企业权力、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和分解的一个复杂的过程, 是各权力主体保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态博弈。在计划经济重灾区的东北, 权力的下放没有把市场主体培育起来, 却使有些政府部门和个人变成利益主体。所以, 东北要振兴, 必须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整个市场放权, 才能实现市场的各种权力对等, 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从权力的角度看国企中的腐败现象

基于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腐败的严峻形势及特点的分析,运用政治学特别是有关权力的理论深入地探究了国企腐败的根源。着重指出权力的过度集中是导致国有企业腐败的重要原因,权利的缺位则是腐败的主要原因,而权力的广延性和综合性提高了权力的强度,加剧了腐败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国企腐败的若干建议。     

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基于对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研究

从社会对个人影响的角度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即权力来源错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性质缺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交换漠视惯习与权力腐败.今依据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档案信息和访谈资料分别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基于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三项对策性建议:一是坚持“权为民所有”;二是坚持“权为民所用”;三是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和“地网”.     

权利和权力错位的政治哲学分析

文章从权利和权力的辩证关系入手,分析二者错位产生的内在动因、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得出权力的合理定位是:权力是权利的让渡;权力为权利服务;权力止限是公共领域。探求实现二者动态平衡的路径是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在公民社会中监督机制全面加强;三者相互制衡,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土地冲突中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后果及悖论

当前,政府财政的支撑方式经历了从"农业财政"到"土地财政"的转变。在"土地财政"运作逻辑的支配下,在基层社会,以农民与政府为主体围绕着土地收益而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复杂的土地冲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话语表达权受到限制,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但同时又通过上访等方式展现其作为"弱者"所具有的强势;基层政府通过对权力与资源的掌握而处于强势地位,但农民上访与基层维稳又凸显出它的软肋。为此,在对土地冲突的处理上,必须重构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使各利益主体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进行协调和沟通。     

中美权力距离文化渊源探究

本文试从文化渊源这一角度探讨中美权力距离以及产生权力距离指数差异的原因;通过对中国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宗教伦理的比较,指出儒家伦理有差别的爱和维护等级差别的思想和基督新教无差别的爱和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导致中美权力距离指数差异的重要原因。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文化理解,促进两国文化发展。     

权力的合理化与规训权力时代的自由

权力的合理化,是欧洲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合理化而出现的重要现象。作为从权力视角解读现代化历史的重要思想家,福柯从权力的合理化角度,考察了规训权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分析了规训权力的特点和社会功能。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彻底被以监视权力为代表的规训权力所攻占,但是,福柯并不认为自由的空间已被彻底剥夺。福柯肯定了权力关系网络之中权力与作为权力的阻力的自由的共生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福柯的权力观是一种积极的权力观。     

限制公共权力滥用的对策性思考

公共权力的滥用滋生腐败,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的规范制衡,是制止腐败、加强和巩固执政党建设的有效途径。本文对公共权力滥用的特点、导致公共权力滥用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限制公共权力滥用提出了对策建议。     

申诉还是上访:司法内外的策略选择

申诉与上访是当事人面对终审裁判的两种策略选择.在"法内空间"中的申诉与法外空间的上访的竞合其根源在于"中国式正义"、权力格局的既定安排、"复制粘贴型"司法的作用以及国家政策的普遍适用等因素.由此形成了调整已决裁判的两种空间的交错与混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应当采用渐进的方式逐步缩小法外空间的范围,通过完善法律走出申诉与上访的困境.     

司法过程的逻辑——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视角

司法过程在不同的场域中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在学术场域中,司法过程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追求法律真理的手段;在权力场域中,司法过程事实上是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话语斗争,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法官根据特定权力场域的权力关系所利用的一种策略。两种相互冲突的逻辑必须在司法过程中达到完好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为司法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提供合法性。     

论意识形态权力

通过梳理国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权力的出场是理论逻辑之必然。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者集团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其主要有三种样态：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权力既可以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运用意识形态权力,不仅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时可以对社会发展发挥积极功能。     

政府创新社会管理视野的软权力建设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都参与了讨论,为社会管理创新出谋划策,在许多问题上初步形成一定共识。但理论一旦与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联在一起时,却发现学理的分析并不明显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有必要采取软权力与硬权力的研究进路,形成一种更具洞察力和分析力的理解框架。在分析软权力的特点、功能及运用原则基础上,也提出软权力行使过程中应遵循的一些基础原则。     

政府创新社会管理视野的软权力建设简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都参与了讨论,为社会管理创新出谋划策,在许多问题上初步形成一定共识。但理论一旦与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联在一起时,却发现学理的分析并不明显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有必要采取软权力与硬权力的研究进路,形成一种更具洞察力和分析力的理解框架。在分析软权力的特点、功能及运用原则基础上,也提出软权力行使过程中应遵循的一些基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