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中古史家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

采摭诗文入传是史书中常见的传记文本的书写方法。自《史》《汉》以来,存在着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是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史家的采摭往往确立了文学文本的经典地位,并以之为媒介继续传播。采摭诗文入传的意义在于:诗文入传构成传主形象书写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点自《史》《汉》以来莫不如是;诗文发挥文章的政教意义;诗文作为文学文本往往确定传主的文学家身份;采摭诗文入传发挥了保存一代文章的特殊功能。     

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演变轨迹

两汉时期成书的《史记》《汉书》,其史传载文代表了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开创与成熟,正式开启了正史史传载文的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载文,在继承发展中不断创新,《三国志》史传载文关注“切世大事”,极少载录文学性强的诗赋作品,《后汉书》史传载文既重视与现实政治相关的作品,也重视文学性强的诗赋类作品,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史传载文亦文亦史的价值和作用,《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史传载文则体现出繁富与浩瀚的特点,同时,也有追求文辞骈俪的倾向。     

姚思廉及其《梁书》《陈书》浅论

本文概述姚思廉成为唐初著名史学家的主要原因，着重论述《梁书》、《陈书》值得称颂之处：一是内容比较丰富、可靠，是梁、陈两代的信史；二是用散体文写史，叙事简洁精练；三是肯定并颂扬无神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阐明其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扼要地指出两书不足之处。     

试论史书中的冼夫人形象

冼夫人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冼夫人最为本源的文化内核,要系统研究以冼夫人文化的本质内涵很有必要从有关她本传的史料了解文学形象的真实原型。本文从正史《隋书》、《北史》、《资治通鉴》和明清广东的省、府、县地方志有关冼夫人本传史料记载中探讨史书塑造的历史人物最初文学形象。     

评述吐谷浑在历史上的贡献

正史“二十六史”中有１２部为吐谷浑列了传记,即《晋书》卷９７《四夷·西戎·吐谷浑传）、《魏书》卷１０１《吐谷浑传》《北史》卷９６《吐谷浑传》、《宋书》卷９６《鲜卑吐谷浑传》、《南齐书》卷５９《河南传》、《梁书》卷５４《诸夷·河南传》、《南史》卷７９《夷貂·河南传》、《周书》卷５０《异域·吐谷浑传》、《隋书》卷８３《西域·吐谷浑传》、《旧唐书》卷１９８《西域·吐谷浑传》、《新唐书》卷２２１《西域·吐谷浑传》、《新五代史》卷７４《四夷附录·吐谷浑传》等。这部分传记在整个正史中的边疆兄弟民族记载中,占…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修辞意蕴

《史记》《汉书》叙事形态是古代史传叙事的典范,数术叙事传承了《左传》的神秘化特征,是数术文化氛围昌盛的时代背景下,在史传文学领域中的映照。《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神秘化特点,客观上形成了作品叙事的意象化思维,这种意象性表达方式在《史记》《汉书》的数术叙事过程中,蕴含了古代数术文化与文学结合体现出的修辞意蕴,并构成了叙事寓论断和刻画人物言简意丰的艺术特色。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文章分类学与当代文学资源建构意义下的"史传传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描述了史传"作为古代历史散文总称及史学理论归纳"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传统文章分类学下小说文体的分类问题;而刘知几<史通·叙事>的"四体说"阐述了史传作为"文章叙事模式和由此显露的叙事诗学",对史传所含"春秋笔法"的叙事规定则完成了文章分类学意义下对"史传传统"的最终指认,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小说与史传传统间的文章学渊源关系,并为当代文学中的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可能.     

南朝五史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

通过对《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五书的穷尽性梳理,发现其中有不少词语为《辞海》、《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大中型语文辞书及袁英光主编《南朝五史辞典》所漏收,时贤相关论著如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刘百顺《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札记》、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辞语笺释》等也未涉及.今选择23例,进行考释.     

高敏先生《魏晋南北朝兵制史研究》读后

正如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一样 ,这一时期的兵制也是异常混乱 ,脉络不清 ,素称难治。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当时国内处于分裂割据状态 ,政权林立 ,各自为政 ,各行其是 ,因而制度嬗递变数颇多。二是记纂荒缺 ,史料零散。《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南史》、《北史》 ,皆不设《兵志》 ;有关史料散见于各《纪》、《志》、《列传》之中 ,且甚零碎 ,多含糊不清 ,自相矛盾者。三是历代史家从未作过系统深入的清理研究 ,可资借鉴吸收的成果不多。唐人杜佑的《通典》《兵典》有…     

范缜任国子博士的年代兼及裴子野的生年

按《梁书·儒林·范缜传》载,范缜于天监四年因王亮一事而被谪徙广州。“缜在南累年,追还京。既至,以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官。”又按《梁书·裴子野传》:“二年(?),……时中书范缜与子野未遇,闻其行业而善焉。会迁国子博士,乃上表让之曰:‘伏见前冠军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年四十,……。’由此可知,范缜先任宫中书郎,以后又迁为国子博士。那么,范缜是在哪一年任国子博士的呢?上面提到的“二年”不知具体为何年。按范缜上书推荐裴子野时年四十岁,而《梁书·裴子野传》称裴子野卒于梁中大通二年(公元五三○年),共活了六十二岁,依此,则裴子野四十岁时正好是梁天监八年,亦范缜任国子博士是在天监八年.但这与前面记载有矛盾之处。据《梁书·裴子野传》载:“天监树,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行,将表     

许筠人物传中的叛逆思想

许筠在<严处士传>、<荪谷山人传>中,通过叙写严处士的隐退、李达的放荡不羁,表达了对儒家思想观念的怀疑和直接抵制;在<张山人传>、<南宫先生传>、<蒋生传>中,张山人、南宫先生、蒋生这三位传主的传奇经历和结局带有神秘离奇的佛道色彩,体现了许筠怪诞的理想追求;这五篇人物传都反映了许筠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强烈的叛逆思想.     

史笔与诗情:阐解"江阴八十一日"的材料与视角

明清易代之际,清廷对那些坚守在江南地区府县城池之中并抱持激烈反抗态度的士人,在利诱之外,亦以屠城恫吓,其中"江阴八十一日"尤为悲壮可叹.《(光绪)江阴县志》卷十六《崇祀忠节传》以如铁史笔实录了在地士人群体的急遽凋零,人物合传、以韵文入史传等手法的运用,更传神地彰显了士人的殉难心志.汇辑历代江阴籍诗人的《江上诗钞》,既有...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从赋体的多元特征看辩证的文体论思想之产生

一、“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说的提出萧子显通常是以其《南齐书·文学传·论》见称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而他在《自序》一文中提及的“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所蕴含的文体论思想及其地位,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是由赋体创作所引发出的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萧子显《自序》云: 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例) 据《梁书》本传记载,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结合上文“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之自述,更可见《鸿序》是萧子显在生前就颇有影响的一篇赋体作品。尽管这篇作品早已亡佚,我们无法考     

《文选》与《文心雕龙》对史部文章评录标准之差异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学总集和理论巨著,《文选》与《文心雕龙》成书的年代相近,而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氏又曾任萧统伪东宫通事舍人,并得到萧氏的赏识,“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因此,后人根据这条线索,对两书作了比较研究,发现两者诠评文章的标...     

《儒林外史》与史传文学人物的类型

《儒林外史》与史传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早已引起注意但研究尚未深入的问题。从创作原则、人物塑造、叙事模式诸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具体的考察,对于《儒林外史》乃至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都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本文拟从人物塑造角度,探讨《儒林外史》与《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类型原则的继承、革新关系。     

唐初史馆略论

二十四史中的《周书》、《隋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是唐初贞观年间修撰的,其中前六部又是在史馆中修成的。建立史馆修史制度,是唐太宗最先确立的,以后为历代统治者沿用,成为后世官家修史的固定组织。因此,研究唐初史馆的由来、发展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史馆制度在史学上的地位是不无意义的。 唐朝以前,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了设馆修史的记载。北魏时曾设置修史局,北齐时改名为史馆,隋文帝和唐高祖都曾命令心腹大臣统领国史修撰。但是,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