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

《孔子诗论》对《国风》的总体评价 ,一方面注重《国风》观风俗知民情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价值 ;另一方面 ,也注重其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邦风其纳物也” ,是从知识性角度 ,评价《国风》的内容丰富。“大敛材”一语 ,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另一种说法 !“《诗》其犹平门” ,亦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之比喻修辞方式相同。就文意与字形而论 ,“戋民”句中“从谷从兔”之字 ,当隶定为“舒”字。所谓“诗其犹平门 ,与贱民而舒之” ,是从《国风》的抒情性着眼的。《国风》是匹夫匹妇发泄情感 ,挥斥幽愤的抒情之作 ;因而能够有效地发挥泄导人情、缓释幽愤的社会作用。当然 ,在孔子的观念中 ,这种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 ,是从属于疏导民情、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功能的。     

心灵的背景与乡邦的滋味——论《乡邦札记》中的日常生活

丁宗皓的散文集《乡邦札记》基本上都是写过去的日常生活的,但他没有把关注点集中在那些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情上,而是通过细节的雕刻和非典型事件的刻画来凸显其人类学上的意义。它赋予零碎的日常生活以典型的滋味,并从中挖掘其所蕴含的精神和心灵的高度,尤其是要从中挖掘出富有厚重感的文化深意。《乡邦札记》具有着巧妙的温婉的批判色彩,其柔韧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了伦理道德和所谓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颠覆,尤其是在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和怀念上有着特殊的表达。《乡邦札记》的语言灵动而自然,能激起我们对彼岸世界的期待和警醒,是对写作上技术主义的一种委婉的抵抗。     

从"风"到风俗--论"风"的文化化历程与先秦音乐"移风易俗"政策之酝酿

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演进体现为如下文化化历程商周及春秋早期,"风"被神化并呈现出自然律与文化化相结合的特色;春秋早期到中后期,"风"渐次出现牝牡相诱、风气、采集、民间音乐等义项,展现出文化化的群体品格;春秋后期至末期,官方将先王之乐的风教作用与群体文化直接相连,提出"天子省风以作乐",风俗之义最终脱离民间音乐,具有了意识形态品格.这一历程启发荀子首倡"移风易俗"命题,显示了先秦官方文化政策的形成背景.     

风、风声、风刺以及《风》名的出现

风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可指自然之风,也可指风化之教;既被视为音声曲调,又被称为民歌民谣;既被视为圣王之遗化,又被当作主文而谲谏的讽刺与劝说。这诸多的义项,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飞鸟振翅而风生,是甲骨文以凤为风的根本原因;在商周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变革时期,在类似于大块噫气,其名曰风的认识推动下,凤与风出现分化,在凤字逐渐指向神性凤鸟的同时,作为后起本字的风字出现。风为土气,土气鼓动而形成音,音乐也必然反映着风土人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的认识中,透露出了风土之气与风俗之音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在风因与音、与律关联而具有指向歌声、曲调的意义时,由风之飘忽流散、托物而不着于物的特点,又引申出了用风来指称没有明确来源、没有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指斥对象的特殊存在状态的意义,风言风听风议等词即因此而来。而与之相关联的风刺,便指不着痕迹、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因这种进谏方式而来的作品,便是最早的风诗。这些风刺之诗,或归属于《小雅》,或分列于各国,都只是被统纳于诗名之下,一直到孔子删《诗》正乐时,同属乡乐的十五国诗,才被正式地归为一类,作为《诗经》作品类名的国风(或风)由此产生。至《毛诗序》,则在集合种种风义并对之加以解释之余,又在六义的新名目下,为风字增添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新义项。     

《风》诗的双关修辞

双关是《风》诗中使用较多的修辞方式。其双关类型主要有四种:语音双关、语义双关、语境双关以及混合双关。语音双关也就是所谓谐音双关。语音双关和语义双关是《风》诗里双关修辞用得最多的两种类型。     

孔雀何以"东南"飞--关于"孔雀东南飞"的文化解析

孔雀"东南"飞,不仅仅是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文本的需要,也是当时一系列文化因素的需要.其中,地理文化因素、政治文化因素、民族心理文化等因素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饶宗颐与《潮州志》间的乡邦人文因素探究

饶宗颐先生总纂《潮州志》体现着与乡邦人文、潮州文化紧密相关的三个联系:修志的规模及条件与人文环境的联系;特殊历史时期与历史的制高点的联系;行政区划的变革与方志冠名的联系。饶宗颐先生总纂《潮州志》,客观上更是跟乡邦文化紧密相关甚至是乡邦人文因素起支配作用而推动的一种文化行为。     

论《吉陵春秋》的“恶托邦”书写

在《吉陵春秋》中,在台马华作家李永平藉由借来的空间——吉陵镇万福巷,以异乡人的恶托邦情结投射想象国族的堕落失贞、罪恶原乡的含混无序,意在重构消逝的辉煌古文化中国图腾。李永平力图通过恶托邦书写在文本中的呈现,着力探究恶托邦的生成机制,彰显身份认同游移与离散的焦虑、文化原乡颠覆与终极追寻的美学追求。     

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

新近面世的清华简(捌)《治邦之道》,整理与研究者均认为合于墨家思想。细绎该篇简文,治邦之道这一题旨力斥治国在命的观念,既印证《墨子》一书《非命》篇的非命强国论,也符合《七患》等篇所述忧患意识及国家治理的切实问题。《治邦之道》主张兼利而爱,胪列节用之法,吻合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与倍人、节葬、反质诸说同符合契。其倡导冲决血缘贵贱的使贤、用能之法,倚重才能经验为任贤标准,设计官员考核方法程式,亦匹配《尚贤》篇异于儒家举贤的贤能政治理念。《治邦之道》确为深富墨学特征的珍稀文献,亦不啻探寻儒墨辨异的崭新门径。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徐宝山并非王虎的“现实原型”

通过对王虎在《大地》三部曲第二部《儿子》中的表现与徐宝山行状的比较,可见两人在气质、形象上无任何共同之处。在赛珍珠的自传和创作谈中,也找不到徐宝山是王虎原型人物的片言只语。徐宝山并非王虎的原型人物。发表新论,须有确实可靠的证据。     

怨诗楚调考论

"怨诗楚调"产生于汉代,是以清切哀伤的楚声为歌,以哀凄悲怨的丝竹之乐演奏,带有固定表演程序,以本事为支撑抒发蒙冤屈志、相思被弃、伤生叹命之怨情的一类歌诗。东晋以后,随着音乐功能的衰退,怨诗楚调逐渐指代以源初本事为中心抒发怨情的一类诗歌,进而成为凄怨哀伤风格的代称。     

《庄子》文化背景楚宋辨

关于《庄子》的文化背景,宋代朱熹、近人王国维都认为是楚,建国后哲学史的通行说法,也是持相同意见。但是笔者在对《庄子》研读的过程中却逐步发现,这样的认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更与事实不符。《庄子》的文化背景,实是殷商残余、积贫积弱的宋国。笔者从庄子的出生地、道家学术的源流、宋与楚之间的文化差异入手,力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将庄子一脉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与楚的关系一一列举,以事实证明《庄子》的背景非楚乃宋。     

楚国科技与楚文化

楚国辉煌的科技成就 ,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楚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直接影响到楚文化的各个层面。楚国科技成果体现出华夏民族文化中被两千多年的历史沉积物所掩盖的一种文化传统 ,这就是楚人积极进取 ,兼融并蓄 ,锐意创新 ,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楚人的科学理论思维充满了玄虚的色彩 ,天人合一、万物同构同感是其对自然认识的基本出发点。这对于当今的我们和谐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仍不失其启迪作用     

奇文《楚王死》与战国纵横术

<战国策·齐策三>所载<楚王死>一文,既有违史实,又不合事理,且写法独特,故历来被视为奇文.对其由来和性质的探究,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若参照<鬼谷子>所论纵横术细加剖析,则不难发现,此文借事生说,因事设辞,其实是一篇现身说法的纵横术讲义.     

情理兼到，情智双修——论吴宓的诗歌精神观

吴宓提出了情理兼到、情智双修的诗歌精神观。他的思想资源来自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诗学经验。吴宓诗歌精神观潜藏的人性因素是他和新诗派在诗歌精神上的分歧所在,前者偏重道德约束,后者偏重欲望驱动。其实,诗歌本身就是人的体验,是人性通向美的过程的体现,是超越和弥合情与理的。     

前汉“楚歌”及其滥觞

前汉楚歌长期以来为人所较少关注 ,是汉文学研究的一种损失。前汉楚歌虽然于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上与汉文、汉诗不可同日而语 ,质量也逊色一筹 ,但前汉楚歌的作家集群是较为特殊的 ,其发展的承传也是特殊的。前汉楚歌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文化的起源 ,其遗响至今仍可时时听到。     

楚艺术的线性特征及其文化基因

本文认为,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是楚艺术的重要形式特征。就线条类型而言,有平面展开的线和立体构成的线。前者主要以漆画、丝绸图案和帛画为代表;后者则体现在各种雕刻(青铜雕刻、木雕和角雕等)艺术样式上。形成楚艺术线性特征的文化基因在于:楚国特殊的社会形态以及由此决定的尚巫好祀的风俗;楚人的民族性格;老、庄“道”学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线性造型是楚艺术的地域特色和民族色彩的体现,它确立了中国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的传统和主要艺术语言,并作为一种民族特色与西方绘画区别开来。     

楚國“麻邑”考

《左传·昭公四年》中吴伐楚,取楚之"棘、栎、麻"三邑。其中"麻邑"的地望,历来有襄城、安阳和麻城三说。文章试图证明清代江永的今麻城说更为符合历史真实,并对古鸠兹国的地望和麻城之得名提出了新的看法。     

吴伟业与清初唐宋诗之争

吴伟业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处.清初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太仓十子,形成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吴伟业不仅以其诗论,而且以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力参与到清初唐宋诗之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