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产企业对外投资的宏观经济影响因子实证检验

文章在直接投资宏观理论的基础上,以我国的出口、银行利率、汇率、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解释变量,采用1990～2008年的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对外矿产资源企业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分析等研究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内在关系,得出影响我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主要为GDP、利率和汇率。其中GDP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国内利率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正相关性;汇率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东道国制度环境、市场规模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型

本文采用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市场规模和我国“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非线性时空关系。首先，提出基于截面似然函数的模型估计方法；其次，从理论层面探究估计量的渐近性质和有限样本表现；最后，分别构建以东道国市场规模为解释变量、东道国制度环境为变系数协变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被解释变量的参数空间面板模型和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东道国市场规模如何随制度环境变化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研究发现：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型估计量具有良好的渐近理论和小样本性质；在空间维度上，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相互依赖，表现为“第三国”溢出效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非线性依赖于东道国市场规模，表现为一条关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倒U”型曲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制度距离接近性偏好，即我国更偏向于投资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稳健性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     

一部国际经济问题的计量研究力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简评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项本武博士的专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研究的新尝试.该书在对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了政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调整方向,以及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完善措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文章首先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符合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并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第三阶段。接着,文章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对2003～200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长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在短期,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持续增加。文章利用2003-2009年面板数据,将中国对东盟对外直接投资及其4个主要影响因素纳入引力模型中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盟的经济规模正向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这种影响比较显著;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与东盟国家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反方向变动关系;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如"早期收获计划(EHP)"对中国投资东盟有促进作用。     

基于VAR模型的REER及VOL与FDI关系研究

文章选取1995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1季度的季度数据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及其波动(VOL)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REER及VOL与FDI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负向的,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建议是: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完善我国引进外资的政策；扩大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本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我国海外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贸易保护壁垒以及威胁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首要因素,使得企业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保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文章综合了大量的考察资料的基础,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做出了定量定性分析,对于国外的贸易保护措施影响做出结果分析以及定量相关评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越来越深入。文章主要分析2003~2011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首次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变截距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不同。     

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波特的钻石理论，结合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特征，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方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12—2019年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区域差异显著，差异主要源自区域内部差异，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数字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以“低低”聚集为主，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强；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显著的关联性、通达性和非均衡性，各省份之间空间关联较少，但彼此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相互联通，网络整体的抗毁性和稳定性较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长短期效应分析

文章借助2004-201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下国内技术进步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研究发现:无论长短期,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下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检验表征吸收能力的各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差距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弱于研发强度及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但均有利于国内技术进步;长期内,人力资本还存在门槛效应,当跨越最低门槛值,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才呈现出正向效应.     

引进外资是否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的经验分析

在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出现并驾齐驱发展趋势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讨论了中国引进外资政策是否有效促进了地区对外投资增长这一重要命题。首先,梳理了引进外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对已有文献做出补充。其次,利用2003-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构建R&D资本、R&D人员和经济空间权重,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发现:(1)区域OFDI活动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OFDI对本地区OFDI具有明显"竞争效应";(2)短期内FDI对区域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长期内影响则表现"倒U型";(3)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证实FDI对区域OFDI存在三重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最后,从协调两者发展机制、引进高质量外商资本和优化地区发展环境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改进的经典Chenery“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产业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互为因果关系,再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其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即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现期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仅仅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并未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     

政府研发资助是否有利于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基于IFDI与OFDI双向演化的新视角

如何通过政府研发资助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是新时代深化全面开放和创新驱动的关键所在。本文以IFDI和OFDI双向演化视角,揭示了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逻辑关系以及政府研发资助的动态调节机制。以介质影响门槛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IFDI技术创新溢出是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而OFDI技术创新溢出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规律;政府研发资助对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具有显著而不同的门槛影响,当研发资助强度高于0.2491时,能够撬动IFDI技术创新溢出;研发资助强度高过0.2501时,能够有效释放OFDI技术创新溢出,相较而言对“走出去”的创新驱动更为有力。相应结论在合理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时依然成立。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调节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特别是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演化特征。由此为提高政府研发资助效率,双向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红利,提出了动态优化、分区调节的系统策略。     

基于三维责任视角的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再核算

自控制全球变暖、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国际共识以来,“碳排放责任核算”问题迅速成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晋、陕、蒙等资源型省份为阐述重点,立足于自主编制的特色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借助MRIO分析方法,基于“生产者责任”、“消费者责任”和“收入者责任”三维责任视角的碳排放责任界定模型,重新核算了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并对比分析了三维视角下各省人均、地均、部门排放量和碳强度水平,为进一步科学合理界定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向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贡献国内省际责任分解的“中国方案”提供技术支撑。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类型省市在三维责任视角下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差异较大,经济中心京津冀三省市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而其主要资源支撑省份晋陕蒙三省则恰好相反;“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各省市排放量（除河北省外）均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排放和“消费者责任”视角排放;各省人均排放量、地均排放量和碳强度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关键部门在三维视角下排放量的差异特征是形成各省市承担不同排放责任的主要原因,“收入者责任”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供给型省份应承担的碳排放量。本文据此提出中国在未来分省碳排放责任界定时要综合考虑各类视角、针对仅采用一种视角核算的弊端须作出前瞻性政策安排等建议。     

财务柔性能力与中国上市公司持续性创新——兼论协调创新效应与自适应效应

基于财务柔性组织理论,本文利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类公司微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财务柔性能力对持续性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财务柔性对持续性创新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本文探讨了财务柔性可能存在的“协调创新效应”和“自适应效应”两种机制。协调创新效应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储备的财务柔性能力能有效协调内外部资源,释放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从而正向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检验结果还显示,企业主动地调节财务柔性储备,能够在不同维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下发挥“自适应效应”,助力企业实现持续创新的目标。总体而言,本文结论改善了企业断点式或阶段式的创新投入方式,切实提升了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质量,对`实现我国创新“量质平衡”有重要意义。     

减税有利于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创新吗?

研究政府减税何以提升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创新能力,对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使用2008-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借鉴ABBGH(2005)的一般均衡模型,界定了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的概念与识别方法。主要发现:第一,给高新技术“僵尸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尤其对创新型“僵尸企业”减税存在较强的“杠杆效应”;第二,给高新技术“僵尸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非高新技术“僵尸企业”;第三,政府对偏向科研固定资产投资的创新型“僵尸企业”和倾向基础科学研究的效率型“僵尸企业”增加减税额度更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是促使高新技术“僵尸企业”起死回生的重要途径。政府可利用创新型“僵尸企业”“重资产、轻科研”与效率型“僵尸企业” “重科研、轻资产”的创新策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为平稳、持续、高效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新的治理框架。     

O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机理与实际测算

国际直接投资不仅会影响东道国国际收支,也会对投资母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本文重点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机制,并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数理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效应、利润汇回效应和贸易效应所包含的七个渠道影响母国国际收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会造成母国国际收支净效应为负的情形,但伴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累积,国际收支净效应会逐步为正。最后本文测算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大于国内投资收益率;近年来国际收支净效应持续为负,但对改善 “双顺差”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

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还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在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之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都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Porter 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Jacobs外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应,Porter外部性对人力资本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因“虹吸效应”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研究,对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加快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

我国制造业金融化是当下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借助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准自然实验捕捉实体税负的外生变化,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实体税负与制造业金融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引发的实体税负下降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改革对于重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影响较大,对于轻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影响则相对不明显。激励机制检验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相对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实体资产收益率,并引导企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创新投入。本文将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去金融化的相关税收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绩效比较评价体系蕴含信息的质与量研究——以福布斯与北洋世盈企业排行榜为例

以福布斯与北洋世盈企业排行榜为例,从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计分方法及排行结果三个方面,对企业绩效比较评价体系所蕴含信息的广度与质量进行定量分析与对比,并对二者各自特点进行评价。研究发现:福布斯体系中指标间的信息重叠度过高,指标体系所提供信息仍局限于规模方面,北洋世盈体系的四个分项指标组间信息重叠度较低,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综合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此外,北洋世盈体系在对企业各分项能力指标进行评价过程中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避免了主观赋值的局限性,保证了评价过程与信息的客观性,其基于乘法计分法的综合绩效评价方法能够更好地引导企业兼顾各项指标之间的均衡发展,避免出现短板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借鉴北洋世盈体系的构建思路,提出了以"做强做优"为导向的企业绩效比较评价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