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梵呗与清商乐

南朝梵呗讲究“哀婉”之美,这种“哀婉”特质,在精神上既源于天竺梵音“哀婉”的传统,又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中的楚调遗响——清商乐。清商乐以哀苦悲婉为主要特征,在音乐精神上与天竺梵音有所契合,且又深受南朝统治者所喜爱,故成为南朝沙门创制呗声的重要选择。尤其是萧齐皇室与善声沙门、当朝文士多次进行创制“经呗新声”的活动,将本土清商乐融进梵呗音乐的制作,达到了以“新声助哀”之功。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的“入僕”（简30）、“问其入”（简260）、“坐辠入”（简274）,当分别改释为“人僕”、“问其人”、“坐辠人”;简140—141“入?”当释为“人?”;简93—94“审而数”当为谓词性连谓短语,“而”为连词,表并列,“数”用作动词,当即简文所言“作其数”;简364—365之“两敦”当读为“两端”,“以枲坚约两敦（端）”义指用麻绳紧紧地捆缚（槥的）两端。     

在徭役与市场之间：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派征与审编

徽州府的上供物料派征情况，系统反映了一条鞭法前明代上供物料的派征特点与变迁过程。明初由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相互配合完成物料派征。随着物料负担的增加，“配户当差”的方式被里甲役吸收，最终形成了里甲役的财政负担。“正统事例”说明，随着宝钞的贬值，中央政府将部分买办物料摊派给地方政府，并最终转嫁给里甲负担，成为“岁办”物料的一部分。嘉靖以后，“不时坐派”物料负担增大，“均平”成为地方财政关注的主题，宁国、徽州两府先后推行“一条编派”法。但改革的反复说明，审编路径的成熟不代表一条鞭法的稳定推行，徭役财政内在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中央政府以更大的权限统筹解决。 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说起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价值观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其功利性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剧作《血泪仇》的创演及反响，说明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功利性价值观在内涵上已发生了从重在“为民族”到重在“为阶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和导引之下发生的。它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立场问题”以及“态度问题”，反映了“阶级的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作为必须执行的“党的文艺政策”和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它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对各解放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之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以“阶级的功利主义”为主的价值取向。 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动因与机制——以电视产业为例

市场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技术进步是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制度创新是通过“初级行动团体”权衡自身收益与成本而启动,“次级行动团体”配合而完成。市场需求增长带来各个相关方收益都能增加的“增量型”制度创新比较容易进行,如广告经营制度、有线电视制度等;涉及利益调整的“存量型”制度创新则阻力很大,如“制播分离”等制度。市场需求、制度环境、传媒技术进步也将持续推动传媒产业制度创新。     

“网络诽谤解释”之刑法解释论剖析

“网络诽谤解释”以实质解释论为立场,扩张了诽谤、寻衅滋事等罪的成立范围。特别是“网络诽谤解释”借助“累积犯”理论解释诽谤罪的“严重情节”,本质上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网络诽谤公诉情形的增加为公权力介入言论自由打开了缺口。形式解释论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禁止司法机关的入罪解释,但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坚持形式解释论可防止传统犯罪网络入罪的异化,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彰显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新世界主义和全球传播视域中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

全球传播与共同体是共生共进的关系。“传播”的本义就带有“共享”或“共同体”的含义，共同体的建构和维系也要以持续稳定运行的传播系统为前提。网络与新媒体等传播技术发展迅猛，虽在助推人类文明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层面功不可没，但也带来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因此，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将成为大势所趋。该理念和构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为宗旨，以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及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为起点，是对共同体理念、传统世界主义思想和网络安全观的多重超越。     

《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周刊的新诗、旧诗论辩

“新文学”的崛起,在诗歌领域迫使诗词歌赋等文体形式成为“旧文学”,并使新诗、旧诗群体分处于某种“朝”/“野”之别的体制格局中。然而,1949年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旧诗群体向新诗群体发起了有关合法性与文学资源的论辩。伴随着现代/传统、民族/欧化、革命/反革命等历史叙述的借用与挪用,双方展开了激烈论辩。论辩虽以毛泽东的权威意见作结,但却鲜活地折射了建国初期不同文学成分之间的竞争、妥协以及文学史内在的深刻不安。     

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出版实践与思考——以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而将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世界读者则是出版社的重要使命。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出版实践，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典型案例。“重述神话”系列图书最初出版是成功的，然而，它最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尤其是在市场反应与读者阅读体验方面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通过探究重庆出版集团的出版过程和梳理所出版文本的学理性，发现神话叙事手法错位、媚俗式书写与民族性眼光匮乏既影响了“重述神话”文本的质量，更直接影响了作品的市场接受与出版收益。虽然“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走出去”实践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在学术机制引入、品牌塑造及文学的产业化转向等方面仍然能给人们以诸多启示。     

生态型不均衡与共同体文化的危机——虫祭与农药的生态人类学

以韩国全罗道下沙溪村为田野调查对象，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10多年间，随着居民的城市化和农业“绿色革命”的深入，该村传统的虫祭仪式随之消失，并以此为突破口，展示了该村因此而蒙受的生态和社会文化“双重”灾难，希望唤起整个社会的反省，注意到技术的引进不能光凭该项技术是否贴上“科学”的标签，而是要看该项技术是否能与文化共同体和相处的生态系统相兼容。为此，作者立足于文化相对的立场，提出“适当技术”的概念作为生态人类学评估技术改进的依据。     

古典文学没有“思想”？ ——与张宝明先生商榷

张宝明先生的大作《人文学：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再诠释》提出以“人文学”来整合文学史与思想史之关系，问题意识与探索精神难能可贵。但张文观点偏颇，逻辑混乱，论述古典文学的部分尤其突出。其要者有如下数端：一、挦扯学术概念。如其对“人文”、“思想”等概念之阐释，能为其所用者存，所不能用者弃；二、立论准的无依，莫衷一是。如以文学史、思想史之联系来肯定现代文学，以二者之贯通来否定古典文学；三、罔顾史实，师心遣论。如其以“五四”为标准的所谓现代性思想来通盘否定古典文学的思想性，既不符合古典文学实际，也不符合“五四”知识分子对古典文学的态度；四、自相矛盾，捉襟见肘。如其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关合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二者有“普遍”和“天然”的联系；既为“普遍”、“天然”，何以古典文学又被排除在外？疵累种种，实难尽说，故草成此文，以就教于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