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藏格鲁派上层对西方势力在康区活动的抵制

清末之际,西方势力从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腹地转移到青藏高原东缘地带活动,康区随即成为西方势力在藏区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也成为他们试图前往西藏的重要通道。西藏格鲁派上层抵制西方势力在康区一带活动,并从阻止他们由康入藏和在康区活动两个层面采取了多种抵制举措。西方势力自1865年退出西藏以后始终未能再度进入西藏,在康区的发展也逐渐式微。     

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

蒙古和硕特部南征康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领地 ,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军事行动持续时间较长 ,可分为三个阶段。和硕特部击败木氏土司 ,在川滇边藏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对内江糖业的影响

蔗糖业是民国时期四川内江地区的支柱性产业.抗日战争初期,由于人口内迁、军需剧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内江糖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蔗糖产销量在全国首屈一指,"甜城"美誉驰名中外.然而抗战中后期,内江糖业经济却很快走向衰退,追寻其原因,除了因战争而导致的外销不畅、通货膨胀等因素外,川康区实行的食糖专卖政策是极为重要的因素.食糖专卖税率的大幅度提高严重损害了制糖商和蔗农的积极性,造成甘蔗总供给减少和食糖生产的萎缩,而官收、官运、官卖的垄断经营政策则严重破坏了内江糖业的市场机制,最终导致了内江糖业经济的破产.     

中国科学思潮的失真——重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被定性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思潮,似乎已是不刊之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国科学思潮与西方科学主义存在渊源关系和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科学思潮诞生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植于实用理性的传统文化土壤,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广泛深入的科学实践,并且存在科学派和唯物派的内在分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潮,而是一种前科学的科学主义。它传入时正当民族救亡之际,填补了五四反传统之后的形而上价值空缺,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五四之后,科学思潮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摒弃了求真的精神。中国科学思潮没有实现中西接轨,反而因其失真成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     

论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的“范本”地位

20世纪20年代小说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新小说风气的形成与规范的确立,成为新作家步入文坛创作必然要阅读的“范本”。尽管30年代的时代风气发生了转变,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仍保持着范本的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对更深入地研究30年代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试论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

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从种植面积、产量、棉质,还是从品种、市场运销上都形成了良性经济循环。棉种的改良和棉花运销检验机制的完善是促使植棉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植棉业的发展在促进农业进步的同时,也使产棉区或临近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棉农的收入有所提高。同时也有很多不利因素阻碍了棉花生产及运销的进一步发展。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作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端庄、婉约的特点,但时代的影响又使她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带上了现代女性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特征。东西方两种教育思想的冲击促成了闺秀派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她们的创作整体上表现出女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探求自我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在审美风格上,注重营造古典的诗意氛围,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     

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的性别政治

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叙述模式中,存在着革命权力秩序与性别权力秩序相互纠缠的现象,本论文从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革命女性的形象书写入手,通过对情爱关系中的性别政治、革命女性的浪漫之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革命女性的情爱心理中同情即爱的情爱特质的分析出发,试图呈现革命女性性别在政治权力秩序转化为情感秩序时的独特作用.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信局的衰亡

1933年底之后,政府当局多次严令取缔民信局,并要求各机关密切协助,各地取缔活动由此展开,其罢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民信局为避免走向衰亡采取了诸多措施,如上书、请愿、行政诉愿等。在此之间,随着罢废日期的日益迫近,民信局在范围上也逐渐由分散走向联合,在程度上由温和走向激进。然民信局终究难逃衰亡厄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民信局自身问题使然,如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走私毒品等;二是外部因素使然,如邮政当局的排挤、战争因素的影响等。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失业引发的贫穷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战争、自然灾害、不平等条约与世界经济危机等国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失业者遍及全国各行各业,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以贫穷最为突出。失业群体在穷困的折磨下,有的家庭破裂,有的选择自杀,这些行为威胁到了国家的统治秩序。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莎学研究起步,主要是译介西方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学界相同,中国文人对莎士比亚也有着矛盾的接受态度,有人称颂,有人贬低,也有早期反对、后期提倡的。尤其是茅盾,后期对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意义进行深刻解析,直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梁实秋则坚持莎剧的人性论和无阶级性,认为莎剧描绘了普遍的人性,莎士比亚和其剧作都不具有阶级性,不能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蒋杰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蒋杰是这次农村调查运动的典范。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显示了“用脚做研究“的实证研究的作风。其调查内容广博而丰富,涵盖人口、自然环境、教育等各个方面,并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的症结,以求达到改良农村的目的。这些调查推动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使我们对民国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