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杭州僧人的人际网络及其交往策略

北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杭州僧人与士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僧人通过积极参与士人组织的诗社、与士人交游、为士人建立祠宇等形式，与其形成了深刻的方外友关系。另一方面，僧人不但在士人单独请教佛法的问题上对其产生影响，甚至还策略性地组建佛社吸引士人的参与。二者之间通过文学交游、佛法交流等方式建立起了一个遍布朝野的人际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杭州僧人特殊策略的影响，以减少士人对佛教的排斥与指责，进而维护佛教的发展利益。因此，关于人际网络问题的探讨，要打破以士人为主导的研究路径，关注到其他群体在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自主性及相应的作用。     

南朝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演化之特征

晋宋时期士人群体信仰向佛教的转变,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特征。进入南齐后,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开始呈集团化发展,至梁武帝时期则被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化行为。而佛教向统治工具的转化,则是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由个人化走向集团化和国家化的根本原因。     

庆元党禁与南宋碑志文书写

党争是南宋士大夫日常政治文化生活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庆元党禁政治的复杂性、多变性及其高压的生态环境,使碑志文在请铭、撰写和传播上均受其禁锢与制约,二者关联互动密切。而在政治与道学的长期纠葛中,除群体性的冲突与对抗外,士人官僚的个体生命意识不应被忽视与遮蔽。党禁视域下的环境、时空与人事三者,关乎道学士群的仕宦浮沉和应时心态,是影响碑志文书写的直接生态因子。此外,南宋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亦使碑志文的书写往往成为"弱者的武器",促使碑志书写者在历史真实与记忆选择间生发紧张与焦虑的自我情愫,以内省化的主体特征和内倾化的书写文法,不断调和与消解党禁阴霾,最终使南宋碑志文整体呈现出包容的书写姿态。     

《世说新语》与佛教

《世说新语》产生的南朝刘宋时期,正是佛教从边缘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其编纂者们大多崇信佛教,其所述人物,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甚或直接为佛教僧侣.这些富有个性化的崇佛士人和佛教僧人的群像,艺术地再现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活动状况,对后来《僧传》的撰写,尤其是僧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宋时期温州寺院碑铭书写的社会史研究

北宋时期温州寺院碑铭的书写者以僧人或者施主为主,南宋时期本地士大夫则成为碑铭书写的主要力量,寺院碑铭书写也日益成为士大夫寺院活动的呈现。从书写史的视角来看,寺院碑铭不仅呈现两宋之际温州佛教的兴衰历程,也反映了寺院从信徒的宗教活动中心演变为镶嵌于文士思想、文化、仕宦或日常生活的特殊场域的历史过程。由此可见,书写史可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更加切近历史情境的线索。     

隋唐时期佛教与法的关系

隋朝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复兴佛教。唐朝初期对佛教的法律限制比较严格。武则天时期 ,确定了佛教在宗教中的优先地位 ,使佛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僧人干预政治及佛教滥无限制的发展 ,导致唐武宗以法废除佛教     

闽中佛教三大师考

早期闽籍僧人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大量僧人的回闽弘法还要从唐代开始,刘轲《福州法华院记》是反映唐代福建佛教转折时期的珍贵文献。通过辑佚和疏证碑文,我们发现,在唐初天台中衰的背景下,福州法华院成为东南地区弘传天台法门的重要道场,刘轲碑记为迄今发现的天台宗传闽最早文献;从唐代中期开始大量僧人回闽弘法,而闽中三大师是第一批,这促使了福建佛教重镇地位的形成。     

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或流派出现于南宋后期,因而往往从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入手,探讨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由于南渡之后的社会流动、中兴时期的科举积弊、盛世背后的冗官充塞、底层士人的求仕之途等因素,南宋中兴时期已有一批重要的江湖诗人活跃于文坛,并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关于南宋江湖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风貌、时代内涵、文学史地位等问题,还需突破南宋后期这一时间界域,放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审视和思考.     

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初探

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受到较大的影响,经济情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以及科举废除、入仕无门,导致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以往南宋时代历史记忆的眷恋,怀旧成为元朝统一之初江南士人群体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南宋时代社会风气的赞美和对南宋时期历史人物的惋惜和怀念。其次是对南宋先贤及其子孙的关注,对元朝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元代士风的批评,以及对儒学、儒士前途的忧虑。最后,江南儒士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似怪异的行为表现出来,元朝一些在江南做官的北人官员也受到影响,加入怀旧群体。元初江南社会怀旧情绪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导向,推动了元政权的汉化进程。     

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

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从《拔协》词汇运用看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裂变

词汇是一个时代文化特征的反映,随着文化的变迁,其含意也不断发生变化。《拔协》作为分裂时期藏族著名史籍,在词汇的运用上较之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看出《拔协》的撰写推翻了吐蕃时期包含王权统治理论的历史书写模式,改变了王权独尊的地位,同时,大大提升了僧人的历史地位,王权与佛教并重,这也为后来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历史书写的基础。     

隋唐宋元时期佛教在绍兴的传播、承祧与流变

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空前繁荣,三论、天台、禅宗、律宗、华严等宗派林立,广为传播;大德高僧云集,翻译著述成风,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佛学著作;寺院遍布州郡,表现为僧与士、佛教与诗歌交相辉映的禅林诗境,以致在佛教传播趋于式微的宋元时期,绍兴佛教仍得益于隋唐繁荣的余晖与南宋陪都的优势,一枝独秀,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并呈现出佛寺与朝廷宗室关系密切,佛教寺产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佛教社会化世俗化倾向逐渐抬头等趋势。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的兴盛、承祧和流变,既源于中国佛教传播的大背景和绍兴特殊的地域优势,又和该地区的历史积淀、民风民俗相关。绍兴为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形成、发展与流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原史群体传史方式及史著文体的演变

上古时期，原史群体经历由巫而史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传史职能不断加强。考察这一时期的传史方式，它经历如下的转变：由口传史向书写历史的转变，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由记注到撰述的转变。这些转变促使史著的文体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体貌特征。     

大理国佛教崇拜的社会化现象

大理国时期是云南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佛教自南诏时期传入云南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逐渐成为国教。大理国建立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风俗等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出现了佛教崇拜的社会化现象。具体表现在释、道、儒兼容并包的大理国佛教特色；官为僧、僧为官的大理国政治；专院为学校，僧侣为教师的大理国教育；积染佛教礼仪较深的大理国民俗；亦僧亦俗的阿吒力僧人。研究大理国的佛教问题，对研究大理国史和白族社会发展史大有益处。     

晚宋边事议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以“蕲黄之变”的书写为中心

边事是晚宋士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嘉定十四年发生的“蕲黄之变”引起士人激烈的争论。其时士人议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蕲、黄二州守臣李诚之与何大节的评价问题上。李、何二人在当时都面临极大的非议，但后世评价却褒贬不同，这与边事传播的方式及辩诬的群体都有很大的关联。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士人获知边事的保证，也影响士人对信息了解的深浅、详略程度。交游关系、政治经历、学术背景等因素，亦会左右士人的价值判断。通过“诸贤相继，正论互发”的方式，士人的群体言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大众的观念，并获得官方价值体系的认可。以“蕲黄之变”的书写为中心，可以看出晚宋士人边事议论形成过程的多重维度，这启发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应对边事议论这一舆论场的内在肌理有更为深入体察。     

南宋时期名节观的三重形态及其政治特征

作为宋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名节观在南宋时期从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其政治特征日趋鲜明,展现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三重形态。南宋学者以"尊王攘夷"为政治目标,通过对君统、臣节的弘扬,以不主和议为要旨的名节观在士群体中得到了广泛认同。南宋中后期,名节观的政治内涵更加丰富。为阻遏权臣政治,理学家大力倡导直谏勇退的政治风范,士人的出处之道和进退之节被视为社稷存续的重要保障;在基层社会中,重义轻利的名节观被引入了政教体系,并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规范给予具体阐释,其导向作用对以后历代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