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何时休？：论当前城镇贫困现状

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然而当时社会公众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评论和九十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是针对脑体倒挂、个体和营业主、承包、承租者和一般收入者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到了九十年代，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高收入者的主体加入了大批通过非市场手段致富的人厂是国有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三是收入高低悬殊的情况已比八十年代显著得多。由于这三方面的变化，贫困问题也就成为阻碍我国发展的一大问题。一、职工贫困现状据国家…     

湖北城镇贫困原因与脱贫对策

文章通过贫困指数分解、收入来源差距、行业工资差距、其他相关经济因素等定量分析影响贫困的经济因素,进而从发展城镇农业和动员社会力量促进就业,完善失业保险和医疗救助,提供创业培训和微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改进对策.     

安徽省城镇贫困线的测度及贫困状况分析——基于ELES方法

贫困线度量是贫困研究的关键步骤和政府制定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安徽省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法(ELES)",对安徽省1996-2005年的贫困线做了测度,并以此为标准与其他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贫困线整体上保持了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其中在1999、2001和2004年出现比往年低的情况;低收入群体贫困状况在恶化,现有贫困线距离扶贫的标准还很遥远。     

四川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按贫困发生率推算,2005年全省城镇绝对贫困人口96.9万人。城市的贫困相对农村贫困而言,直到在上世纪90年代尚不十分突出,90年代后,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根据有关部门测算的贫困标准(*注),利用城镇住户调查资料计算,2005年绝对贫困发生率为4.8%,分别比1995年和2000年减少1.1个和0.9个百分点。按贫困发生率推算,2005年全省城镇绝对贫困人口96.9万人,分别比1995年、2000年增加18.3万人和7.7万人。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而贫困人口规模却在增加。城市绝对贫困特征家庭人口多,有收入者少对城镇2100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我省绝对贫困户…     

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测度与分析——基于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视角

文章选取2000—2019年城镇住户收入分组数据，测度与分析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程度，估计相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相对贫困弹性，构建相对贫困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相对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城镇住户的相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相对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旨在减少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比提高平均收入的政策能更有效地治理相对贫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富分配极不平等时，增加收入或改善财富分配都对城镇住户减贫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贫困经济学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贫困化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的,本文根据贫困经济学中对贫困类型的划分及造成贫困原因的阐释,探寻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农户个人三个方面给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些建议。     

家庭等价规模与收入贫困的精准识别

借鉴家庭等价规模(Equivalent Scale)国际前沿测度方法,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结合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和人口老龄化国情,充分考虑不同家庭成员的消费异质性和家庭整体消费的规模经济性,对中国居民家庭等价规模进行了测度,并基于该测度结果研究了等价规模对收入贫困精准识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衡量贫困时忽略等价规模,会造成对贫困测度指标的高估,从而导致对弱势群体分析结果的实质性偏差,对相应的社会保障及其它公共福利政策造成误导。     

缩短贫富差距 走共同富裕之路：金华市区城镇居民贫困状况简析

改革开放以来，金华市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1995年市区居民年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5429．62元，比1979年的355元增长了14．3倍，特别是“八五”期间市区居民年人均生活费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递增达到了12．6％，是改革开放以来，难长最快的时期。市区居民生活向小康迈进的进程速度加快，然而，同时也应看到市区仍有小部分家庭由于种种原因，收入菲薄，生活非常困难，城镇居民收入两极分化趋势较严重。本文试从市区部分居民贫困的现状、成因及解决的途径作初步探讨，希望引起更多的关注．一、市区城或发…     

广东省城镇贫困居民生活现状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广东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跨进了小康,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据城市住户调查,２０００年广东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９７６１．５７元,人均月８１３．４６元,总体水平已进入小康,其中有部分高收入家庭还相当富裕,但是另一方面也还有部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 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的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研究

 基于CHNS的八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本文使用贫困发生率和平方缺口指数对农村贫困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把贫困变动分解为长期贫困效应、脱贫效应和返贫效应。实证结论表明,虽然长期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是近期长期贫困的平方缺口指数表现出一定程度上升;脱贫效应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因素,返贫效应则是加剧贫困的诱因。此外,匿名性与非匿名性的增长率显示,匿名性低估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从而高估了实际贫困。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的测度及比较

传统的仅用收入或消费来衡量贫困的方法只能提供单一的信息,从多维角度则能够较全面地认识贫困。本文利用CHNS数据库中2000年和2009年数据,借鉴了多维贫困指数的构造及分解方法,对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分解及分析,认为总体上城乡贫困程度均有所减轻,农村贫困严重于城市,应重视医疗健康保险、卫生设施、城市住房、做饭燃料等维度上的贫困,同时降低中西部省份的贫困。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农村居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FGT贫困指数的分解新方法

在我国即将完成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性在居民减贫并防返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法将收入分布变迁分解为均值、方差以及残差三种变化,进而将其引入贫困分解中,对我国农村及区域贫困进行分解。研究表明,引入收入分布变迁贫困分解结果具有稳健性,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与离散效应存在非对称性,提高收入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贫困加深效应,而异质效应和离散效应间存在对称性,居民异质性在减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从区域视角看,东部区域异质效应减贫效果明显高于增长效应;中部区域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均具有显著减贫效果;而西南区域增长效应的减贫效果最显著。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收入、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

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科学估计该政策对我国贫困人口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以贫困线为断点，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在家庭纯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降低了人均消费支出和外出务工比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更好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表明精准扶贫的政策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对因病致贫家庭予以特别关注。     

贫困缺口总指数的构造、分解与应用

本文构造了一个新贫困指数 ,通过对 指数的因素分解及衍生指数的构造,提出了一些重要贫困指标的预测和推算办法。基于CHNS1991-2011年跨度20年的8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近20年来总贫困缺口率呈现年均6.39%的缩减率,其贡献全部来自贫困人口总规模递减这一因素的影响,而另外两个因素,即平均贫困缺口水平和贫困差异度则呈现年均小幅上升趋势,表明减贫质量不容乐观;以现有减贫模式对我国农村2020年的平均贫困缺口水平、贫困不平等程度、贫困规模等指标进行预测显示,减贫目标依然任重道远;提出了采用精准减贫,重心在于提升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和缩小贫困不平等程度的相关建议。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主观贫困包含着大量客观贫困无法体现的信息,是客观贫困测度的一种有效补充。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的主观贫困效应的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调研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主观贫困感受的决定因素以及主、客观贫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按照CSS数据中居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将居民划定为主观贫困和非主观贫困两种状态;其次,为了更加灵活的捕捉连续变量的影响,利用所提方法对影响主观贫困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主、客观贫困测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主观上的贫困感受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规模、人口结构、教育水平、资产积累、医疗支出、家庭遭遇困境事件、居住位置等因素均会显著改变主观贫困发生的概率。因而居民主观贫困的脱离不仅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从政策上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困境的能力都对提升居民安全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教育改善贫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教育对于增加收入、改善贫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目前多维贫困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本文在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种贫困识别标准下,分析了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异质性,考察了该效应是否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分层LOGIT模型的估计,本文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发挥教育改善收入贫困效应的重要舞台,对于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则不明显。本文得到的一个重要扶贫政策建议是要发挥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必须注重精准扶贫与发展地区经济相结合;但仅仅发展经济,不一定能保证教育对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减轻多维贫困需要更加重视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保证。     

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分解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2002—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基尼系数先上升后下降,2002、2004和2007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2、0.361和0.349。○2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扩大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日益增强,财产性收入已成为仅次于工资及补贴收入、公共转移支付净收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第三大分项收入,2007年的贡献率约为7.3%。○3更高的投资门槛以及持续上涨的房价使得房产投资比金融资产投资更能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