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与经济波动

不确定性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探究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拓展的SV模型测算2002—2020年我国月度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并使用TVAR模型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分区制影响动态。研究发现，首先，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间存在交互影响，且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力更强，但滞后性更弱。其次，相较于金融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更明显，在产出和价格高波动区制下冲击效应被进一步扩大。最后，在经济不确定性水平高增速情形下，金融不确定性的提升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起到放大作用，而金融不确定性水平的增速高低基本不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本研究兼顾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从不确定性视角解读经济波动现象，为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有益的实证经验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测度、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分析

文章运用综合评价模型测算2010—2019年31个省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与空间Markov链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及动态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绿色生产在低水平上反复波动，中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水平高于东部、西部地区。（2）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地区差异显著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地区间差异与地区内差异的交互作用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3）研究期间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极化现象消失后又重现，东部地区两极化趋势较为明显，中西部地区两极化趋势减弱。（4）传统Markov链估计结果表明，农业绿色生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自我强化功能，进一步引入空间因素后发现，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时间越长，溢出效应就越明显。     

国内外食糖市场整合与价格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EC-BEKK-GARCH(1,1)模型的实证

为测算国内外糖市整合程度和溢出效应,选取2000—2014年食糖价格月度数据,在平稳性的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两个市场的整合关系;基于VEC-BEKK-GARCH(1,1)模型测算国内外糖价均值溢出效应及彼此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外糖市存在长期的整合关系,国际糖价对国内糖价具有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国内糖价也存在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反向修正机制,国内外市场价格间存在前者对后者显著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国际对国内食糖市场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一个可能原因是中国政府的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糖价造成了扭曲,减缓了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冲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

借鉴REGARCH-MIDAS SK模型的建模思路及框架，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提出了REGARCH-MIDAS-CEPU SK模型，该模型优势在于可将高频日内数据与低频不确定性指数数据结合，同时考虑股市收益率的多种特性，能够准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理。采用上证综指收盘价日度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其细化指数月度数据，利用引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双因素REGARCH-MIDAS SK(REGARCH-MIDAS-CEPU SK)模型，实证分析总体和细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提出的双因素模型在样本内拟合与样本外预测实证中，其性能均优于现有双因素模型，说明该模型的提出具有显著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外，研究证明各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增加均会促进股票市场波动，其中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波动长期趋势影响较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股市波动对财政政策以及外汇和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较为敏感，由此可见四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理各不相同。     

经济集聚、经济距离与地区生产率增长——基于江苏省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4—2019年江苏省44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并分析地区生产率水平时空演变的基础上，以经济距离为空间权重，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经济集聚对地区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县域的生产率水平在样本期内稳中有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时期从南到北依次递增；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地区生产率增长，存在着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由经济集聚和经济距离的共同作用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偏向于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集聚影响地区生产率增长的时空异质性。     

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内在统计特征检验

文章使用Baker,Bloom和Davis (2013)测算的指数数据,基于ARFIMA-GAS和ARFIMA-GARCH模型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在统计特征进行检验,发现它具有长记忆性、波动聚集效应和跳跃对未来波动的冲击具有短期效应等特征.因此,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考虑到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时效性.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多种经济增长理论,选取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多变量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测算结果放大了交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2010年以来此效应不断增强;劳动力、城市化水平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沿海与内陆间经济影响的溢出与反馈效应

本文利用1997、2007年中国8地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影响的溢出与反馈效应的动态变化。三大类系数测算结果显示：区域内乘数效应大于区域间溢出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大于区域间反馈效应;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内乘数效应在下降、而区域间溢出与反馈效应在上升。对比沿海与内陆地区对对方的溢出效应系数,发现沿海地区小于内陆地区,但引入规模效应后,由于沿海地区有着更大的最终产出规模,它对内陆地区的实际溢出效应大于内陆地区对它的实际溢出效应。产业层面的分析表明建筑业与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沿海与内陆共同的具有较大溢出效应的产业,对沿海与内陆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强。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效应研究

文章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特点，从市场波动状况、资产流动性状况、投资者情绪及资产泡沫化程度四个维度，选取相应的基础性指标，分别合成我国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及银行部门的压力指数，用来测度各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水平。然后运用DY溢出指数法测算各市场间的压力溢出水平及方向性溢出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压力溢出网络，以分析系统性风险跨市场传染的静态和动态机制。结果显示：从静态视角看，股票市场的压力净溢出水平最高，是我国金融网络的核心；从动态视角看，我国金融市场总体的压力溢出指数呈现较为平稳的变动趋势，但重大经济金融事件会导致其发生异常波动；通过对金融市场四个异常波动时期压力溢出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网络核心会因重大经济金融事件的冲击而发生变动，并且单一市场在金融网络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出现下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降低了全球技术溢出强度:基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20个国家及地区细分类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边数据,对比研究不同贸易类型技术溢出对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降低技术溢出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一方面,货物及服务进口贸易引致的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母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为0.0432,比货物进口贸易高77.8%,且两者作用强度经检验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技术溢出更为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后发现,各类贸易溢出仍能显著促进进口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技术溢出作用的强度,服务进口的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所受影响比货物进口高95.5%。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适当对进口贸易结构进行纠偏,挑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出口伙伴国是强化我国进口技术溢出吸收的关键。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an regions

The European Union 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EU-SILC) is the main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poverty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sample sizes of its annual national surveys are sufficient for reliable estim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but not for inferences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failing to respond to a rising demand from policy-makers and local authorities. We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map of median income, inequality (Gini coefficient and Lorenz curve) and poverty (poverty rates) based on the equivalised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 EU-SILC is conducted. We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of households (pro-rated to its members), not merely its median (or mean), because we regard its dispersion and frequency of lower extremes (relative poverty) a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The estimation for the regions with small sample sizes is improved by the small-area methods. The uncertainty of complex nonlinear statistics is assessed by bootstrap. Household-level sampling weigh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both the estimates and the associated bootstrap standard errors.     

大维不可观测变量的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研究

本文提出利用大型统计数据直接测算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方法。通过建立含有潜在不可观测变量的混频动态因子随机波动模型,实现利用月度和季度大型数据测度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利用1994—2017年中国60个月度统计指标和4个季度统计指标,测算了我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结果表明:（1）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确定性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景气监测指标并不是一致最优的同步监测指标。（2）在测算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时,有必要将核心指标作为观测到的因子予以保留,不仅提高了结果的解释性,也能得到更符合经济事实的结果。（3）宏观政策变动是引起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重要因素,但政策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效应,未预期的政策变动将触发更高的宏观经济不确定。     

Inference for Income Distributions Using Grouped Data

We develop a general approach to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for income distributions using grouped or aggregate data that are typically available in the form of population shares and class mean incomes, with unknown group bounds. We derive generic moment conditions and an optimal weight matrix that can be used for generalized method-of-moments (GMM) estimation of any parametric income distribution. Our derivation of the weight matrix and its inverse allows us to express the seemingly complex GMM objective function in a relatively simple form that facilitates estimation. We show that our proposed approach, which incorporates information on class means as well as population proportions, is more efficient tha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the multinomial distribution, which uses only population proportions. In contrast to the earlier work of Chotikapanich, Griffiths, and Rao, and Chotikapanich, Griffiths, Rao, and Valencia, which did not specify a formal GMM framework, did not provide methodology for obtaining standard errors, and restricted the analysis to the beta-2 distribution, we provide standard errors for estimated parameters and relevant functions of them, such a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measures, and we provide methodology for all distributions. A test statistic for testing the adequacy of a distribution is proposed. Using eight countries/regions for the year 2005, we show how the methodology can be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the generalized beta distribution of the second kind (GB2), and its special-case distributions, the beta-2, Singh–Maddala, Dagum, generalized gamma, and lognormal distributions. We test the adequacy of each distribution and compare predicted and actual income shares, where the number of groups used for prediction can differ from the number used in estimation. Estimates and standard errors for inequality and poverty measures are provided.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this article are available online.     

基于国际资本多重动机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路径识别

本文采用最新一代的SRISK方法测度了G20国家605家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并设计提出了基于高维的时变参数外溢网状矩阵,识别了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路径和传染源。研究发现,各国系统性风险呈现明显增强态势,在危机时刻具有较强同步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系统性风险同步激增。而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更容易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源,其中,美国溢出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输出方;反之,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成熟度与放开程度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因此,更多地扮演着风险吸收方角色。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流动骤停强化了系统性风险跨国别传染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国际资本流动的套利和套汇动机则是影响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的两个重要渠道,特别是,债券市场暴涨所引发的套利行为对吸收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而汇率升值超调引发的套汇行为则会增强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此外,套价动机并未对系统性风险传染产生影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各国的股票市场相对债券市场较为封闭,这势必隔断了套价行为对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的影响。最后,基于全球研究结论提出中国防范外部系统性风险冲击的政策建议。     

基于半参数方法的模型辅助抽样估计研究

在总结现有模型辅助估计方法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造一种半参数超总体模型,同时结合广义差分估计思想提出一种新型的模型辅助估计量。该估计量比传统的非参数和半参数回归估计利用更少、更易得到的辅助信息,即只需利用和广义回归估计相同的辅助信息,但一般会比广义回归估计拥有更高的估计精度。理论证明了该估计量是渐近设计无偏和设计一致的,其渐近设计均方误差为广义差分估计量的方差。模拟结果显示：其至少与广义回归估计一样好;对于线性程度越低的超总体模型,其估计精度比广义回归估计有越明显的提高;就本文模拟而言,光滑参数在0.04～0.12间适当取值时其会取到相对较好的估计效果。     

国际石油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波动关系

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大幅波动,不可避免地给各国经济带来冲击和影响。本文利用小波变换频带分析方法,结合VAR和多元GARCH-BEKK模型,考察了不同经济周期下中美两国通货膨胀与国际油价间的溢出关系。结果表明,国际油价只在短周期里对中国通货膨胀有显著的单向均值溢出效应,而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波动溢出效应;美国通货膨胀与国际油价则在多数周期下具有显著的单向或双向均值波动溢出效应。本文认为尽管当前中国通货膨胀与国际油价的关系并不显著,但随着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依赖的不断提高,能源安全问题将成为未来中国需要应对挑战,因此相关部门应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完善国内石油市场化建设,增强能源意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应对未来石油冲击对经济的影响。     

城市化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集聚推动、溢出效应与空间衰减——基于西北地区的空间计量

城市化和产业发展进程中均呈现集聚经济特征,城市化发展中的要素集聚对集聚形态下的产业层次提升具有明显的推动。基于2005—2012年西北地区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城市化发展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要素集聚对产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同时城市化集聚对相邻城市的产业升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利用空间阈值权重矩阵进一步分析后发现,600km以内时城市化发展对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但溢出效应随空间距离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超出600km之后转为负向空间溢出,同时城市化发展中其他结构性因素对产业升级存在空间效应,空间效应方向和趋势由于各结构因素的特征而有所差异。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统计实施角度对基尼系数的再认识

文章从收集收入样本数据、到采用各种方法估算基尼系数、再到具体运用基尼系数进行收入差异评价的整个环节中,探讨了各个部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期能帮助我们如何用基尼系数客观地评判现实的经济生活。     

系统抽样、脉冲响应与通货膨胀惯性

利用时间序列模型研究经济变量的动态特征时,模型估计结果通常随样本观测频率改变而变化。本文针对系统抽样问题,研究样本观测频率变化对脉冲响应函数和累积脉冲响应的影响,探讨不同观测频率下脉冲响应函数的理论联系,以及对变量持久性特征更加稳健的度量方法,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结果表明,累积脉冲响应和惯性系数随样本观测频率提高而增加;系统抽样对脉冲响应函数的影响源于外生冲击界定的不同,脉冲响应的数值意义有限,但可用其考察冲击影响的持续时间;外生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持续2年左右,且90%在1年内实现,央行要对通胀走势有很强的预判能力,政策滞后将增加反通胀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