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视野下章太炎的礼俗观——以《订礼俗》、《礼隆杀论》为中心的分析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中,章太炎对中华传统礼俗从其“用”与“原”上重新确认,认为要以中华礼俗“辨华夷”、“别文野”。这且成为他早期“排满”的理论依据之一。章氏立足近代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文化实践,通过其礼俗观念的清晰表述,谋求重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体现了他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与政治目标。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制造同性恋”——话语、身份建构与现代性的视角

同性恋身份是现代性的产物。作为19世纪的发明,“同性恋”这一标签重构了同性爱欲者并使之成为具有共享身份与特性的族群。同性恋的历史书写、话语争夺、性主体意识与现代性等要素共同参与了“制造同性恋”的进程。大体而言,同性恋身份的建构过程可以分为历史寻根、经验阐释与族群建构三个阶段,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可以区分出年龄-结构化、跨性别、职业化以及平等主义等不同的同性恋类型。现代性为同性恋亚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现代同性恋世界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特征。     

闽越族早期的族群特征与文化

闽越族是生活在福建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活动的地域除了福建全境外还包括今天的浙南、赣东北和粤东等地区,以闽江流域为中心。作为族称,闽越族形成于商周时期,东周以来,闽地部落和南迁的越裔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福建地域最具代表性的先民--闽越族,族群的文化鼎盛则是出现在秦汉之际建立的闽越国时期。“闽越”一词的发展历经了从“部族”到“地域”再到“国号”的递变。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全球化”语境下：自由民族主义的悖论与可能

民族国家的国际参与形式和多元文化生态提示着当下“全球化”态势下的世界真实,表现出普遍与特殊的焦虑。以自由民族主义为政治认同建构起来的共同体,既保持社会的公共价值和普世要求,维护个人自决,以及不同文化和谐共生及其自由发展;同时又强调民族的自决权利,明确有着自身历史与文化传统、疆域边界的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能力及个性在明确的政治社会（民族国家）中的最大发挥和发展。自由民族主义为“全球化”图景下文化多元的理想,贡献了一个希望。     

一种奇特的书写符号——“鲁班字”

土家族地区木匠这一行业中通用着一种主要用于土家族民间房屋建筑上的奇特的书写符号,木匠们将其称为“鲁班字”。其书写方法、读法及使用范围都极为独特。“鲁班字”应该是一种“土俗字”,其产生时间最迟不晚于明清时期。其创造人就是无数土家族能工巧匠。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区域·族群·国家认同——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

藏族作家阿来、达真等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追忆藏区土司时代,不同作家文本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方式表现那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梳理土司制度与区域、族群之关系,指出其历史脉络从"顺应"走向"相悖"导致土司制度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区域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唇齿相依在现代世界体现尤为紧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化进程和世界文化

在当前文化问题的热烈探讨和争鸣中,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文化进程和世界文化的论述,仍然没有失去其重要意义。他们始终把文化生产置于人们生产活动的整体之中,并且具体地和历史地考察了人类各个时代的物质生活进程如何制约着文化生活的进程,从而提出文化进程的三个基本阶段或三种基本类型：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交织、作为文化的文化生产、“世界文化”的形成。“世界文化”并非永远存在,而是现代大工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同“世界市场”、“世界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形成紧密相连。世界文化不是非民族的,不可能通过各民族文化的消亡来实现,也不可能凌驾于各民族文化之上;相反,它是通过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影晌和相互挑战的漫长历史进程展现出来。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事后”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评”、“重写”、“重排”之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它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重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难度的,一是在扬弃了“从属论”、“政治决定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对革命的书写。对这一关乎当代文学整体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