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股市震荡,油价波动剧烈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研究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综合评价现有研究的缺陷和既有改进方法的情况后,本文借鉴Diebold and Yilmaz （2012）的研究方法探索国际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选取1986年1月到2016年12月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和中国股票价格的月度数据,分别研究了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动态波动溢出指数并做出了非线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变量国际油价解释了大部分的波动。方向性溢出指数是双向的和非对称的。在整个样本阶段系统的波动主要来自其他变量的冲击,变量国际油价的溢出效应占比重较大。变量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价对其他变量的波动溢出都存在非线性效应,前两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后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波动——基于TVAR模型及溢出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1997年01月-2017年09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非线性T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构建的溢出指数，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的非对称影响，并测度了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其正向冲击将使得产出降低0.21%左右，房价和股市收益率分别上涨0.67%、0.51%左右；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其正向冲击的影响微弱。（2）溢出指数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房价和股市存在净溢出，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总体溢出指数超过50%，变量间的联动性较强。研究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在制定及调整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可能引发的不确定性，并通过阐明经济政策意图等方式，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基于关联网络视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七个部门的35个相关因子抽取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综合采用DYCI溢出指数法、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滚动时间窗口技术等构建跨部门风险溢出网络，考察和检验EPU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压力承接与转移的关联动态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PU与金融部门各维度风险变量间存在关联网络，且EPU冲击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网络传染效应；危机时期，EPU冲击下的跨部门风险协同运动趋势明显，网络结构呈现更高的完备性。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为阻断内外部风险冲击以及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股市波动率预测研究

股票市场的波动与实体经济走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以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和我国股市代表性的股价指数——上证综指为对象,运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混频数据抽样(GARCH-MIDAS)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影响,并运用该模型与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进行了样本外波动率预测的对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EPU指数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长期成分,并显著改善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预测精度;同时,模型信度集合(model confidence set,MCS)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基于混频数据的GARCH-MIDAS模型能显著打败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股市波动率预测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股票市场的波动与实体经济走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以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和我国股市代表性的股价指数——上证综指为对象,运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混频数据抽样(GARCH-MIDAS)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影响,并运用该模型与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进行了样本外波动率预测的对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EPU指数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长期成分,并显著改善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预测精度;同时,模型信度集合(model confidence set,MCS)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基于混频数据的GARCH-MIDAS模型能显著打败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     

汇改后不同市态下汇市与股市溢出效应的异化

本文按照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将2005年7月22日至2008年10月28日的整个样本区间划分为牛市和熊市两个样本子区间,采用样本子区间内的兴业银行人民币综合汇率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对数收益率的日数据,通过VAR(p)-BVGJR-GARCH(1,1)-BEKK模型实证分析了2005年汇改后不同市态下中国汇市和股市间溢出效应的异化现象.结果显示,汇改后,牛市和熊市中的中国汇市与股市间溢出效应存在着显著差异.牛市时期,汇市和股市的条件方差对自身负冲击都具有非对称性,两市场间不存在均值溢出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且一个市场的条件方差对另一市场负冲击都存在非对称效应.而熊市时期,只有汇市的条件方差对自身负冲击具有非对称性,汇市股市间只存在股市对汇市单向的均值和波动溢出效应,且一个市场的条件方差对另一市场负冲击均不存在非对称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债市和基金市场动态相关性的影响——基于DCC-MIDAS实证

文章采用GARCH-MIDAS（以下简称G-M）、DCC-MIDAS（以下简称D-M）模型,探讨股票、债券和基金市场的动态相关性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EPU）对相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股市与基市具有高度长短期正相关性;债市与股市、基市相关性较小,且呈现大幅波动和频繁正负转换趋势,短期相关大于长期相关。EPU指数对股债基两两长期相关有显著正向影响。     

国际油价、宏观经济变量与中国股市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Massacci (2017)提出的时变POT模型、应用纯时间序列方法测度动态尾部风险,再利用Diebold和Yilmaz (2012, 2014)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结合滚动样本估计方法,从方向、大小和动态性的角度考察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体系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总溢出指数在危机时期显著提高。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方向性尾部风险溢出效应要弱于其接收自宏观经济体系的冲击,是系统中最大的尾部风险净接收者。其中,国际原油价格、货币政策的极端变动等均对股市尾部风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是中国股票市场尾部风险的重要来源。此外,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正逐渐增强。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应特别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实际有效汇率与金融稳定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汇率波动频繁和金融稳定的联动问题备受关注。运用熵值法构建中国金融稳定综合指数(CFSCI)，采用具有随机波动性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动态时变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显著降低金融稳定，中长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波动幅度变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在不同时段呈现异质性，中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进而间接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程度历年来保持相对平稳，作用机制比较稳定，长期可能会降低不确定性，从而促进金融稳定。近些年来，三者之间作用强度有所下降。     

溢出效应与门限特征:金融开放条件下国际证券市场风险对中国市场冲击机理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金融市场逐渐开放,国际证券市场风险对我国市场冲击愈来愈明显。本文应用单变量MSVAR模型和二元向量SW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来自海外市场风险冲击的机理。采用美国S&P500指数、英国FTSE350指数、日本Nikkei225指数和中国上证综指周收益率数据,按照市场波动状态划分为"高"、"低"两个风险积聚状态,不同风险积聚水平下状态相关系数估计结果存在的显著差异,表明国际证券市场对我国市场存在风险溢出效应,且具有明显的"门限特征",高市场风险积聚状态下海外市场与沪市间正相关性,市场的整体风险性强;低市场风险积聚状态下,市场间负相关,市场整体表现出较低的系统风险特征。因此,国际证券市场对我国市场风险溢出传导机理依赖于市场的风险积聚状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

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创出新高。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以Baker等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虚拟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反而导致企业虚拟投资上升。(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实物资产投资成本上升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活动,投资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实体投资的中介路径;相对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却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上升刺激了企业虚拟投资活动,投资收益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虚拟投资的中介路径。(3)政府干预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力图打开企业资本配置内部结构黑箱,拓展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内容,揭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为当前全球不确定事件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     

基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的金融传染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和时变多元GARCH模型(DCC-MGARCH),检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的金融传染效应。研究市场包括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股票市场。实证结果表明,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各国金融市场间相关性显著上升,市场间影响程度更大、影响时间更长,存在金融传染效应;希腊是此次危机的传染源,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传染效应不明显;蔓延期中国股票市场也与欧洲市场存在联动性,但影响较为滞后。此外,研究发现直至2009年4月,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才基本消退。分析表明历年巨额的财政支出和较差的经济自愈能力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     

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技术领域构建了跨国公司专利活动技术溢出分析框架,以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活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987～2007年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活动对中国发明专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1987～2007年间,跨国公司发明专利技术溢出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中外技术差距和竞争程度对跨国公司专利活动技术溢出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n Job Mobility

Abstract. Job mobility refers to the movement of people between jobs with different employers. It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adjustment in the labour market because it facilitates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econom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comparative study on job mobility in 6 countries: France, Japan, the Netherlands, Sweden,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SA. Some of these countries use both labour force surveys and establishment surveys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job mobility, while other countries only use one of them. The paper uses information from both types of survey held in the seventies and the eighties and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s and the structure of job mobility in the 6 countries. An empirical cross-country analysis shows that job mobilit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growth of employmen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unemployment rate. There appear to be hardly any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job mobility between the USA, Sweden, France and the UK. Job mobility in the Netherlands is structurally lower than in the other countries, while job mobility in Japan is structurally lower than in the Netherlands.     

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和系统性风险贡献——基于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双时变相依视角

本文以33家上市金融机构为研究样本，利用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对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相依关系的时变结构与时变系数进行双时变拟合，测度了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和贡献，从宏观、行业和机构层面分析了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证券类机构贡献了最多的系统性风险，而银行类机构对整个金融系统最具有潜在威胁性；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的相依结构决定了机构风险的外溢程度，而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相依程度以及系统自身波动性会显著影响整个系统的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现象，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根本办法是不断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两点：第一，建立具有双时变特征的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使模型设定和估计结果更接近真实情形；第二，从宏观、行业、机构三个层面分析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因素，这有助于从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源头进行风险防控，供监管部门决策参考。     

基于双变量EARJI-EGARCH的时变收益关联研究——来自东亚地区股市跳跃的分析

本文改进了双变量EARJI-EGARCH模型,并对东亚地区的中国上证指数,日本日经指数和韩国综合KS指数的跳跃和双边时变收益关联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地区股市的时变关联持续性非常高,东亚地区单个市场跳跃对时变关联影响较小,市场同时发生跳跃对市场时变关联的影响取决于跳跃的方向。当市场都发生正向的跳跃时,上证和日经指数的时变收益增量最多,当市场都发生负向跳跃时,上证和韩国KS指数的时变收益减少最多。表明在东亚地区股市同向跳跃发生时,中国和日本股市相互关联较大。且同时跳跃对时变关联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了单个市场跳跃对时变关联的影响,当市场发生反向的跳跃时,也超过了单个市场跳跃的影响,但不及同向跳跃的影响,且上证和日经指数时变收益增加最多,而日经和KS指数时变收益减少的最多,表明在股市反向跳跃时同样是中国和日本股市比日本和韩国股市之间的相互关联大。     

上海原油期货市场是否具有稳定中国股票市场的作用？

自2018年3月上海原油期货INE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市以来,目前已成为规模仅次于WTI和Brent原油期货的第三大国际原油期货,随市场容量的持续增长,上海原油期货在准确地反映市场基本面变化的同时,具有更为灵敏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如何判别中国原油期货是否有助于规避全球原油市场对中国股市的风险溢出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拟从动态条件风险溢出的角度探索上海原油期货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有效性。选取了2002至2020年约4000多个日度数据,分别对比了4种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与2组股票综合指数的相关影响。基于DCC-MGARCH模型,本文依次研究了多元国际原油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动态关联性、重大突发事件对二者相关性的影响以及采用CoVaR量化了风险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国际原油价格对两组股票综合指数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两组股票是原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中国(美国)结构突变点时间点分别是5(3)个,这与突发性重大经济、政治等事件的时间点高度吻合;国际证据表明,INE对中美股票市场的CoVaR最小,且原油期货市场比现货市场CoVaR更低。本文揭示了一些新的证据,验证了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启动有利于实现与国际风险脱钩,并建议风险监管部门改善系统性风险可以采取平滑对冲重大突发事件期间的风险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