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歌词的文体特征

现代歌词作为抒情文类之一种,其文体特征总体上类同于"书写-阅读"式的诗歌,但其艺术生成却是通过谱曲并以人声为传播媒介,以听觉为接受方式.音乐、人声等的介入,又使歌词呈现出有别于"书写-阅读"式诗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文本生成的非独立性和文本形态的开放性;此外,接受方式上的"直面相向"的特点,使歌词的文本生成与接受语境之间形成一种显豁的共生共谋关系.     

汉语词义发展的重要背景——主导文体及其嬗变

主导文体是一种文本语境,影响着人们对词语的选择、对语义表达方式的心理设想和词义组合、聚合的整体构造方式.汉语主导文体所营构的文本语境理应成为考察汉语词义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参数".文言和白话这两种汉语文体,在各自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二者嬗变交替之际,都深刻地影响了动态词义在语境中的实现方式和汉语词义的进一步发展.     

商周“作冊”析辨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先秦“训”体的生成与演变

“训”是上古政事和话语系统中实际使用到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由《尚书》《逸周书》的相关篇籍结合新出清华简《保训》《命训》篇,我们能大体窥见“训”的基本体式、文化特性和演变脉络。“训”体在先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代以及更早时代的“训”文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仪式特征;西周时期则与大量其他文献和文体一样,乃是神道设教和政治礼仪活动的产物;春秋晚期至战国,“训”体进入第三个阶段,为说理散文,当然也因此丧失了其自身原有的文体特性。“训”体的演变过程生动展示了先秦文学从原生态记录向写本文学,从口传、口诵甚至表演向书面写本的过渡,以及多时代、多作者文化印迹“叠加”的“衍生型”文学文本生成过程,当然也体现了先秦讲求社会效应的文学本质观。     

策文体的生成路径及其与考试制度的互动关系

楚简"策"字的本义是"马箠",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衍生出"简册"和"谋"这两种含义,为策成为一种文体名称做了充分铺垫。策文体形成于战国时期,经历了口头谋议的记录即《尚书》六体之一的"谟"和书写文本两种形态,后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策文体。策与其他上行文体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极为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因而能够成为"历久不衰的考试文体"。从汉代施行的察举制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降的科举制,试策都是一个重要环节。考试促进了策文体的规范化和拟试策文的写作,许多影响深远的策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考试制度也对策文写作产生了负面影响:一部分考生致力于揣摩上意而不敢直陈己见,这样的策文只是功名富贵的敲门砖。     

商周简册考释——兼谈商周简册的社会意义

二十多年来,书籍史与出版史界一再宣称战国以前没有简书,而在前辈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考证的结果表明,殷商与西周有简册。从商卜辞“册”字字义考察其字形,可知“一长一短,两编”为商代册命的专用简册。到汉代,“一长一短,两编”仍旧是策书的专用简册,不用于诏书或其它天子命令。考察西周金文所记册命具体过程,可知册命书于简册无疑。不论西周东周,册命的原件都是简书,不是金文。考古所见金文中册命,其实是受命者自己将册命文书从简册“追录”到彝器上的。简册是华夏先民的专业传播工具,以高效而价廉之优异品质,长期独步于世。最初,简册与汉字一样主要是治国的工具。维护统一国家,非有简册不可。     

上古文体趋同论

文体趋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上古文体也存在互渗、融合、趋同的情形。上古格言、民谚以及部分《易经》卦爻辞都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样式，以整齐、精炼的语言来表达作家对宇宙、历史、人生、社会、军事、政治、术数等方面的认识。西周中期以后，有些铭文在散文句式中杂用《诗》的四言韵文体，显示出铭文有意向《诗》体靠近的倾向；而某些《诗》作也有意识地吸纳铭文因素，用诗的形式歌咏铭文题材；铭文与《诗》体呈现出互相靠近的倾向。诰和命本来分属两种文体，诰用于训诫和勉励，命用于册封和赏赐，由于帝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往往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史官同时记下帝王的训诰和册命，这促使部分诰、命作品走向合流。上古文体趋同多由外在因素驱动，某些文体因其内涵宽泛而向多个方向发展，有些文体趋同受到群体创作方式的制约。     

论新时期以来文体批评的独特品格

新时期以来的文体批评既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区别于西方的文体批评，而呈现出新的审视角度和维面。首先，它借文体为批评的切入点，去透视文本的表层和深层结构以及所折射的世界、作家和读者，这就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区别开来。其次，它不把文本当作绝对封闭的自足体，它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开掘蕴含其中的社会文化内容，并兼顾了对作家与读者的研究，同时将文体构成因素的具体、实证分析与文体风格的整体观照融合起来，既探讨文体的既定形式，也研究文体的生成过程。最后，它对文本分析的透视点也不同于其他的文本批评方法。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互文性理论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

互文性理论的引入彰显了文学文本的非自足性。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同样显示出了文本互涉、参照牵连的网状脉络。文本互渗和文体互渗是其最基本的两种外化形态。它们的采纳无疑深化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话语形态。       

民间文艺学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适用性思考——以形态结构与文本观念研究为例

形态结构研究与文本观念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民间文艺学行之有效的、且占据主导位置的经典研究范式。但是,随着学界研究视域渐向日常生活实践的方向转换,这两种经典范式的当代适用性开始成为影响学者进行方法择选的重要问题。严格来说,研究范式的讨论,实质上指涉的是学术视角与对象认知的针砭。对这一问题的追索,探赜的不仅仅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时代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揭示出促动学者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审慎思考的学科认知问题。     

解码式文本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研究方法

文本是各种文学史信息交汇的一个场域。解码式文本阅读是将文本自身以及文本的生成过程、生产方式、流通转换、接受阐释看作是一个个承载着种种文学史信息的环节来进行解读,它涉及到了对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通常的方法有:文本细读、文本生成过程的研究、文本的版本学研究、文本的互文性研究以及文本的改编与接受状况研究。     

从田野到文本:民族志的生成过程及其真实性反思

田野是人类学研究的生命线。民族志的生成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到文本书写的过程。田野、他者、文本是构成民族志的三个重要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志的真实性。田野是人类学家选择的具有真实空间与文化想象的复合体。田野中的人类学家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与他者共同对话的个体,他不可能真正成为他文化的自我。走出田野后的民族志书写,因时空分离、田野经历不同、多样化的书写方式而影响了民族志的真实性。     

章句,话语,语流,语段

(1) 章句:根据呈现语言过程的表达实体,章句与话语相对,指采用书写形式的一段话,而话语则采用语音形式。某些语言学家,如雅各布森(R.Jakobson)认为,口头表现形式(因而话语)是第一性的,书面形式从口语派生     

先秦寓言的文体形态及其审美结构——对先秦文学史上一个重要创作现象的再考察

先秦寓言文体在总体上呈一种多样性、不均衡的状态。从先秦寓言产生的机制入手,对先秦寓言的文体形态作具体的区分和界说,是一项溯源披流、厘清条理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文体形态的寓言的审美结构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阐说先秦寓言文体从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的轨迹以及成熟的寓言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同时,也可由此探讨先秦寓言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和历史局限性。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及其文体形态的演化

西周以来的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德治＂主义的构建促使了重言、记言传统的形成,由此自西周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语类文献。＂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言、语、事语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所以它们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及其生成方式是不同的,整体上来说,这些文体形式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史官群体其自身社会地位与传史方式的变化。     

论“凯乐体”战争诗及边塞诗

鼓吹乐曲本身具有军乐属性,其在出征命誓和还师凯旋两种重大军事仪式场合的礼乐应用,促使了魏晋以来命将出征、庆贺胜利等诗篇的生成,直接催生了"凯乐体"战争诗的生成。"凯乐体"战争诗及边塞诗,应用于出征则极力宣扬出战必胜的威仪,应用于凯旋则颂扬军威国威告捷献功。这类作品长期以来被当作歌颂侵略的非正义作品加以批判,是忽视了其"凯乐体"文体特征的内在书写要求。     

基于文化视角的翻译文本行为

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活动，又是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任何语言都包含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语，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是跨文化转换。翻译通过语言的转换促进文化的开放，是不种文化互相承认、互相尊重和互相补充的过程，译者应当是一种文化传播者的身份，文化翻译是翻译中意义转换的一部分。从文化接受机理的角度，对翻译的文本行为进行研究。     

前戏剧形态“跳岭头”文本文体形态研究

“跳岭头”流传于今广西钦州市,是当地壮、汉民族每年农历八月至十月间在社坛或庙坛前戴面具舞蹈表演的融宗教性和戏剧性于一体的前戏剧形态。“跳岭头”文本是“跳岭头”的文字载体,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从体裁、语体、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探讨“跳岭头”文本的文体形态,初步总结出这一前戏剧形态文本在文体形态上的特点：体裁具有前戏剧形态雏形剧本的性质;语体主要是叙述语体,也有对话语体的情况;语言风格总体上通俗质朴、地方特色浓郁、风格多样化。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