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生活用电实施阶梯电价初探

电力产品是居民消费中具有较强刚性的产品，其价格对居民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目前实施的居民生活电价偏离成本太低，且具有交叉补贴、对高、低收入群体体现不出公平的缺点。阶梯电价作为一种新的电价计费模式，开始在一些省市逐步施行起来。本文就居民生活用电实施阶梯电价做一个初步探讨。     

基于Lorenz曲线的阶梯电价政策对居民用电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阶梯电价的执行对居民用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用matlab软件，借助居民用电量的分布函数与Lorenz曲线方程的关系转换，得到了上海市居民用电的Lorenz曲线，并计算了相应的Gini系数，为0.223，表明居民用电分配差异不大。并基于此，得出现行一档电上限并不能满足80%的低用电用户需求，且只能满足62%的用户，一档电上限应提到350度以上。对用户的支出分析中，可以得出，二档电用户的支出平均增加0.7%，为1.25元，三档电用户的支出平均增加3.6%，为9.12元。本文基于此，提出了用电量按家庭人数均分等使阶梯电价更为合理的政策。     

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R&D激励政策评价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基于PMSC管理及奖惩机制的智能电网实时定价研究

针对用户不断增强的市场价格响应能力，考虑用户电器分类，提出一种惩罚恶意用户和不稳定供电商同时激励非恶意用户的识别机制，并建立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研究基于PMSC管理的智能电网实时定价问题。通过对模型进行拉格朗日对偶分解后，最终运用启发式算法求解得到最优电价及电力需求。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求解算法能够快速收敛，且在惩罚和激励双重调节下，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得到调整和优化，用户效用得以提升；此外，一定范围下激励因子可促使用户效用和社会福利递增。     

活跃度与补贴对O2O平台需求的影响机理及优化策略

研究了商家活跃度和补贴水平对O2O(Online to Offline)平台需求的影响机理及用户需求随机下平台如何制定补贴策略的问题。首先，依托百度外卖(饿了么)实际运营数据特征，考虑商家活跃度和补贴水平下，构建时间序列与多元回归相结合模型，来有效识别活跃度与补贴带动用户需求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商家活跃度及补贴优惠能够有效带动用户需求。其次，进一步结合O2O用户即时需求与订单价格呈现的非线性相关特性，构建平台、商家、用户参与的序贯博弈模型，分析平台最优活跃度水平及最优补贴策略。结果表明，为获取总体收益最大，平台应依据商家交叉网络强度差异化实时调整补贴策略，进而灵活调控用户弹性。     

政府规制下非对称信息对闭环供应链差别定价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政府规制下非对称信息对闭环供应链（CLSC）差别定价的影响，构建了政府、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三阶段博弈决策模型，通过分析政府补贴与惩罚政策下CLSC各利益主体的最优定价策略，发现：在政府规制的最优水平下，非对称信息的单位产品的外部性成本变化对制造商的利润影响更为显著；新产品和再造品间的替代率存在界点，对不同决策下零售商产品定价影响不同；社会福利是政府规制的联合凹凸函数，政府的奖惩政策存在最优水平，提高了政府的规制水平，对制造商提高生产工艺和回收水平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基于阶梯电价的北京市居民电价的改革预测

文章在分析《北京市年鉴》数据的基础上,在季节电价,峰谷电价等方面对北京市的阶梯电价进行了未来可能方案的预测,利用半梯形隶属函数给出了北京市季节峰谷电价时段:夏季高峰时段为10:00-22:00,低谷时段为0:00-8:00,平段时间为8:00-10:00,22:00-0:00。春秋冬季高峰时段为9:00-13:00,16:00-22:00,低谷时段为0:00-7:00,平段时间为7:00-9:00,13:00-16:00,22:00-0:00。高峰电价:一档为0.51元/度,二档为0.57元/度,三档为0.83元/度。低谷电价:一档为0.42元/度,二档为0.46元/度,三档为0.67元/度。平段电价维持现北京市阶梯电价不变。     

考虑双边用户多归属与组内网络效应的第三方制造平台服务与定价策略

针对两个为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零部件交易服务的第三方制造平台,考虑双边用户之间存在正向的交叉网络效应且各边用户群体内部存在负向的组内网络效应,通过构建Hotelling模型,研究了制造商和供应商多归属时平台最优的服务与定价策略,并考察了组内网络效应对平台最优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两个平台为用户带来的基础效用较高时,它们应采取差异化服务策略,在此情形下,平台总是向供应商收费更多,但可能给予制造商一定的补贴;而当两平台为用户带来的基础效用较低时,它们应该采取同质化服务策略,此时平台不再实施补贴策略,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平台可能会对交叉网络效应强度更高的制造商收费更多。     

考虑政府补贴和公平关切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决策研究

基于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政府不补贴和政府补贴两种情形下零售商公平关切对供应链最优定价、绿色度决策及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不补贴时,零售商公平关切增强会降低产品批发价格、销售价格和绿色度,减少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则随着其公平关切增强既存在增加也存在减少的情况,具体与产品绿色化效率有关。相比之下,政府补贴时,产品绿色度更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更大;零售商公平关切增强可以增加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但并不影响产品销售价格、绿色度和社会福利。基于此,政府补贴不仅能够增加供应链利润,还能协调零售商公平关切对产品定价与绿色度决策的影响。     

“农业社会企业+农户”模式下政府补贴方式选择：目标价格相对于面积补贴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但其生产存在着弱质性。政府对其实施补贴政策,而如何选择补贴方式保证政策的有效发挥至关重要。本文针对农产品产出不确定情境,探究政府补贴方式的选择——是锁定农产品目标价格还是按种植规模进行定额补贴更为有效。为了缓解农户的资金困境以及政府部门在社会服务方面所面临“市场失灵”的风险,本文在农业供应链中引入社会企业,并建构农业社会企业与农户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寻求目标价格补贴和面积补贴两种机制下供应链各成员的最优决策。研究发现：与面积补贴政策相比,当政府的补贴率较高时,目标价格以平均价格水平作为动态的目标补贴价格,使得补贴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实现社会福利的增长;相较于目标价格而言,面积补贴可以通过调整每亩农田的补贴标准进而从补贴效果上更能促进农户收入以及农户生产投入量的提升,因此政府可根据当期的政策目标灵活选择合适的农业补贴方式。     

保证保险和产出不确定下订单农业供应链融资中的政府补贴机制

在贷款保证保险及农产品产出不确定性下，考虑农户受资金约束及政府补贴贷款利息，针对订单农业供应链融资中的农户存在破产风险情形，研究了政府、银行、公司及农户之间的四阶段动态博弈问题；并在分析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最优决策及各方利益的影响后，得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政府补贴机制。研究发现，（1）若丰收年的投入产出率超过灾害年的投入产出率2倍，政府应提供补贴机制。（2）政府补贴机制应为：①当价格敏感系数小于一定值时，政府不应提供补贴。②当价格敏感系数适中时，政府应提供部分补贴。③当价格敏感系数大于一定值时，政府应提供全额补贴。④特别地，当灾害年与丰收年的投入产出率比值提升到一定值时，政府始终应提供补贴，甚至当投入产出率比值提升到更大值时，政府应提供全额补贴。最后对"政银保"合作贷款新模式提出改进建议。     

执行时间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激励政策优化研究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国需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而激励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鉴于此,本文采用实物期权方法评价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分析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经济性,提出模型假设,接着构建并求解实物期权模型。为更直观地评价激励政策效果,本文利用最优执行条件求解项目预期执行时间和不同技术水平下的激励政策最优值。最后,以光伏发电项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目前,中国光伏产业还难以独立发展,仍需国家政策的支持,但现行或曾实施的光伏激励政策存在超额激励现象。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为鼓励投资者及时投资,政府需提高激励力度。③从政府支出、政策效果和技术影响三个角度综合分析,单项激励政策中上网电价政策效果最佳,但政府支出较高;价格补贴政策效果偏弱,但政府支出较低;与其他两项政策相比,成本补偿政策效果较差。     

基于政府补贴的企业最优减排技术选择研究

通过构建三阶段博弈模型，得到了清洁工艺治污和末端治污企业的减排研发绩效，并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最优补贴政策下，技术溢出率、污染损害程度及排污税对企业治污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补贴政策下，企业最优的选择为末端治污技术，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最优补贴政策下，当污染损害在一定范围内时，无论技术溢出率取何值，基于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视角，企业的最优技术选择都为清洁工艺治污技术。最优补贴政策下，无论排污税取何值，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都高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排污税影响不同治污模式下的社会福利水平，当排污税较小时，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情形，当排污税较大时，末端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情形，为保证企业的减排技术选择和政府的选择一致，取得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政府应设置一个合理的排污税水平。     

中国风电固定上网电价政策的实物期权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中国目前实施的风电固定上网电价政策。首先说明风电项目投资的实物期权原理,并建立风电固定上网电价政策实物期权模型。然后,从理论上证明了风电最优投资电价与上网电价波动率成正比(固定上网电价理论依据,即政府为了最大限度激励投资者,使得上网电价波动率等于0);最优投资电价与上网电价期望增长率成正比(固定上网电价调整理论依据)。最后,选取河北张北油篓沟元山子风电场工程项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上网电价期望增长率调整的数值分析得到中国风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年降低幅度应该为1%左右。本文为我国可再生能源电价调整提供参考。     

闭环供应链再制品消费补贴政策模型分析

本文从政府提供消费补贴以鼓励消费者选择购买再制品的视角,构建了政府消费补贴下的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得到了政府的最优消费补贴策略,并探讨了政府消费补贴政策对闭环供应链新品与再制品的定价、供应链总利润、消费者剩余、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只有满足特定条件时,政府才需提供再制品消费补贴;2）政府的消费补贴在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因而补贴政策对制造商和消费者均有激励作用;3）政府消费补贴政策有利于供应链总利润、消费者剩余、社会福利的提高;4）政府应引导制造商专注于再制造,将废旧品的回收交由第三方回收商来完成,这有利于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5）政府消费补贴政策将造成再制品对新品的市场挤兑效应。论文最后利用数值试验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验证。     

看国外如何优化农业补贴

中国是全球农业大国之一。今年，针对财政支农资金普遍使用效率不高，尤其是补贴资金，存在着“散”“乱”等问题，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保持农业补贴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逐步扩大“绿箱”支持政策实施规模和范围，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收效应。     

实时电价的社会福利解析

实时电价的电力需求响应技术在供给平衡的基础上提高了多能源的开发与利用,进而提高了能源市场的整体效率。为了解析说明实时电价具有的社会效益,本文在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实时电价与社会福利的关系。首先,通过二次规划求解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获得电价解析解。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到并分析了实时电价与社会福利的定量关系。其次,用户用电弹性系数以及预设参数对实时电价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被解析说明。进一步地,基于电价解析解,本文给出并分析了实时电价相对于固定电价产生的社会福利增值。最后,结合解析结论以及上海市定价标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实时电价较之分时电价不仅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同时提高了社会福利。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本报告分析了加入ＷＴＯ后的２００２年 ,市场准入承诺对我国农业生产及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剖析了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的局限性 ,对主要ＷＴＯ成员国有关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 ,最后提出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一揽子农业补贴政策方案。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考虑供求关系及大豆与豆油的进口替代弹性 ,运用数学模型 ,较为准确地衡量了市场准入承诺的一系列影响；从一般国内支持政策中分离出现行农业补贴政策 ,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对主要ＷＴＯ成员国农业补贴政策的运用条件及异同点进行了辨析；对流通领域的农业补贴向生产领域…     

独立定价还是共同定价:新支付工具的定价策略

基于新支付工具发展初期市场特征构建双边市场定价模型，分析共同定价和独立定价策略下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新支付工具定价。研究显示：政府较企业对新支付工具制定更低价格水平促使用户支付选择转移，特别是在共同定价策略下会有效提升市场效率，达到社会福利最大；但若政府无法做到共同定价，特别在新支付工具成本优势不明显时，会使支付工具间存在过度补贴而降低社会福利，这时企业利润最大化定价为次优选择。     

机动车限牌的社会福利影响和最优配额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采取限牌政策来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通过估计北京、上海、天津和南京4座城市机动车使用外部成本,和消费者对机动车牌照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对拍卖、摇号和混合3种机动车限牌政策的社会福利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摇号模式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大,拍卖模式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小,混合模式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居中.与最优牌照配额相比,2012年北京和上海的真实配额存在138亿元和28.6亿元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如果4座城市采用最优配额和牌照拍卖制度,在控制机动车数量增长的同时,将获得10亿到200亿不等的可用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交通补贴的可观的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