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距离对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2001—2018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距离对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传递渠道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位置距离越远，经济周期联动程度越高。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稳健，并且不受度量方法和样本选择的影响。就传递渠道而言，各经济体主要通过贸易与直接投资渠道传递外部冲击。基于空间相关性视角，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距离对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增强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的同时，降低了中国与该贸易伙伴相邻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联动程度。     

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

尽管国内价值链战略被视为助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受制于忽略异质性的不足,已有研究很难进行企业层面的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汲取增加值贸易与微观计量的双重优势,整合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省(区、市)间投入产出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海量信息,构建了一个可以连接新新贸易理论与国内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大幅提升,但是提升背后隐藏着偏好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倾向;进一步考虑贸易类型、区域空间与所有制差异,也未改变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上述倾向;由于在位效应(存活企业的平均加权变动)构成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偏向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主要原因,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整合存在着循环累积的低端陷阱。本文的以上发现不仅补充了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同样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参考。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基于广义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构建了多区域假设抽取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提升自身对各行业的增加值消费,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贸易以及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一样,对美国、日本的增加值进出口影响较大。(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各行业增加值贸易的效应大小并不一致,部分行业的作用大于其他行业,例如农、林、牧、渔业的内部效应大于其他行业。根据以上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增加值贸易,其他国家也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另外,在采取进出口税率调整等政策扩大增加值贸易时需要注意行业的差异。     

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综合就业效应测算

文章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出发,通过构建2012年和2015年中国区域-世界投入产出嵌套表,结合增加值贸易的就业投入系数,测算并比较分析了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和就业反馈效应。结果显示:考察期内中国区域增加值带动的就业效应主要源于国内贸易,且从发展趋势来看,对国内贸易带动就业的依赖程度在进一步上升;中国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效应多表现为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就业反馈,其中直接带动的就业创造效应开始减弱,间接带动的溢出及反馈效应成为区域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整合优化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作为就业"稳定器",稳步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作为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和促就业的"助力器"。     

中国加工贸易的价值攀升:嵌入NVC会优于GVC吗

受制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下的低值困境,嵌入国内价值链(NVC)被视为是助推我国加工贸易价值攀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OECD-ICIO数据库,采用Wang等(2017)的增加值核算模型,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995-2011年我国代工行业嵌入GVC与NVC下的国内增加值率,并通过SDA方法考察了GVC和NVC下国内增加值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观察期内我国代工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出口转内销”的发展态势,但嵌入NVC对国内增加值率的拉动效应明显弱于GVC,加工贸易快速的价值攀升主要来自GVC的支撑;NVC下的价值攀升相对滞缓主要缘于“国内配套政策缺失→内销不畅→更多国外要素嵌入”的困境.因此,未来的转型升级应当强化国内产业配套措施,扭转粗放经营模式,才能真正借助NVC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价值攀升.     

危机传递、逆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

本文构造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指数，从区域和个体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传递路径，探讨近年来经济周期联动性新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经济周期联动性经历了“倒U型”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并不是风险的传递载体，风险的传递链条集中在低联动性区域以及低联动性经济体。中国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危机中，均处于传染链条之外，相对独立。危机后，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壁垒是降低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的主要原因。此外，贫富差距的扩大、贸易增长率放缓也对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果表明：积极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增强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避免危机在局部扩大和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维持稳定有序的世界经济环境、形成非关税的贸易争端解决协商机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是推进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动力。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服务含量分析

本文基于OECD-WTO的跨国投入-产出表（ICIO）与TiVA数据,采用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出中国贸易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所占比重大约是传统BOP统计口径的两倍,其中来自国外的服务含量占比趋于上升、来自国内的服务含量占比趋于下降;在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中来自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含量较高。本文的启示是,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深化背景下,中国国内服务对增加值贸易的贡献偏低并趋于下降,可能原因在于国内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是以促进竞争为导向深化国内服务领域改革,促进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环节从低端向高端演进。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三区域产出溢出反馈模型基础上构建出衡量中美经济增加值和就业联系的测度方式,全面透视了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依存关系。结果发现：①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国最终需求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在近期存在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最终需求为美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而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在近期处于下降阶段。②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到产业渠道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影响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批发贸易（汽车和摩托车除外）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主要影响美国的法律、会计、总部及管理咨询,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作物和畜牧业,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福利效应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本文利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清单、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中美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等数据,使用Taylor一阶展开法和考虑消费异质性的Creedy方法测算了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带来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基于Taylor一阶展开法还是Creedy方法,本轮贸易摩擦给中美两国自身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大,且美国受损程度明显高于中国;第二,全球价值链上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员以及日本、德国、英国等经济体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福利损失较大;第三,国别责任分解表明中美福利损失主要来源于自身加税行为,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损失主要由美国加税引致;第四,收入分配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中国福利损失是累退性的,而美国福利受损程度与收入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全球价值链各参与者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主动维护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治理秩序。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采用WIOD提供数据计算与分析了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讨论了GVC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出口国内碳排放,进口国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承担主要的碳排放责任;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主要处于碳排放转出地位,但碳贸易条件有所改善;参与GVC分工是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是中国调整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与GVC视角下的计算结果相比,基于MRIO模型的计算结果高估了中国出口隐含碳、碳排放转移规模以及碳贸易条件指数的实际水平。本文的创新在于将总贸易核算法应用到对外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领域,改进了传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计算方法,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分析贸易隐含碳排放特征及其碳排放责任。     

中国贸易统计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 ——将增加值引入贸易统计：改革还是改进？

 本文指出面对全球化挑战,国际贸易统计方法亟待改进,而增加值贸易核算是其中的重大议题。进而提出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全面改进的思路和措施。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分析

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分解模型,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两个重要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同时,运用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以及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我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间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②吸收能力能够强化这一正向影响关系;③技术差距在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倒U 型调节作用,而在前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推动了网络嵌入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从组织网络向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繁衍,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提出与改进为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特征提供了可能，但缺乏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GVC分工的多维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的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对各国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解，提出衡量分工深度和广度的GVC分工程度指数和集中度指数，并重新构建了GVC地位指数，形成了衡量GVC分工程度、地位、集中度三维特征的指标体系。本文进一步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对2000-2014年GVC分工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VC分工程度总体呈现逐渐加深的变化趋势，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GVC分工程度相对较高；七国集团的GVC分工地位相对较高但有所下降，金砖国家的GVC分工地位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正在缩小，GVC分工的全球化生产程度有所提升。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