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政治改革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1901年至1911年的清末新政,尽管存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但并非是清政府取悦列强、适应列强之举,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动因下的一场现代化运动。其中的政治改革,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官制改革中三权分立的原则,体现了政府机构向着现代化的迈进,并为辛亥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宪政改革中出现的资政院、咨议局,是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环节;改革旧法与修订新律运动,第一次把国家体制从千古不变的传统中解脱出来,并纳入现代化的轨道。     

日本法学博士与清末新政——以交往、舆论与制度转型为视角

梳理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的历史事实,中日两国关系呈现复杂的三重面相:第一,中日两国政府高层、精英人物之间有着十分频繁的、或公开或私密的交往;第二,国内各地报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日本政府高层、精英人物围绕清末各项改革事业的言论主张;第三,大量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各部院,参与地方事务,全面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日本法学博士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     

略论“清末新政”对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影响

＂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清政府为自救而发动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它对推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满清王朝的灭亡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与辛亥革命之间存在着无法割断的因果联系。     

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落后,使得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爱国自救运动,与此同时,清政府的上层统治者也在审时度势推行"清末新政",其对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浅析施特劳斯学派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解读

施特劳斯试图以诸多＂双重倾向＂来阐释卢梭的政治哲学,解开卢梭梭作品中那些表面的龃龉。然而,施特劳斯在卢梭所展示出的诸多双重倾向之间选定哲学或准自然状态一极,却是出于其自身的隐微写作。施特劳斯的多数弟子遵循了施特劳斯的阐释策略：卢梭以一种回归古典的姿态,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但他最杰出的弟子布鲁姆却通过对《爱弥儿》的重新解读,试图在卢梭这里发现堪与古典哲学匹敌的新的政治哲学根基,从而对施特劳斯构成了挑战。     

创新与束缚：《南洋官报》与清末官方“实业救国”理念的传播

甲午战争之后,实业救国理念兴起,《南洋官报》等官方舆论将其作为新思想、新知识加以广泛传播,引起各界关注。官方宣传实业救国思想的背后,蕴含着抵制列强、挽回利权以及改良政体等诉求,与新政主张不谋而合。然而,中学为体的倾向——既要传播新知,亦要维护政权合法性,决定了实业救国宣传的最终命运,官报只能在特定范围内进行传播,仍被官僚思维限制。依托新式官报宣扬实业救国等新知识理念是清政府变革传播体系的创新,构成新政的重要组成,但此举依然深受既有制度思维的束缚。清末新政旗帜下的知识传播实践往往变成新形式新知识与旧制度的混杂,既不能改变官员认知,也难以撼动民间态度。     

论卢梭社会契约及民主思想的演变与影响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民主思想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经因功利主义思想的诞生和蔓延而受到抑制。康德为社会契约的道德原则提供了纯粹理性的论证,黑格尔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则直接威胁了社会契约的理论基础。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理论和民主思想的重新修正,使其摒弃了超验主义色彩,呈现出程序性和工具性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了社会契约理论和民主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和民主思想在美国和中国革命时期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社会契约论思想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沦为一种单纯的历史遗迹。     

中国的卢梭,中国的《民约论》——再论黄宗羲学说在中国近代的启蒙价值

中法战争后,温州人宋恕首先发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蒙价值,积极向友人推荐.1903年,梁启超明确指出黄宗羲为中国之卢梭.同年,时为革命派的刘师培,也著文论述了《待访录》具有中国《民约》的精义.严复虽反对黄宗羲,但他在翻译中仍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先辈们探索民主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为后人借鉴     

清末新政与新疆、西藏、川边地区经济的演变——兼与东部地区的比较

清末新政期间,僻远的新疆、西藏和川边地区的经济近代化亦有起步,但由于受资金、人才、技术等条件的制约,上述区域的社会近代化进程步履蹒跚,明显滞后于东部.本文将对这些原因作出一定的说明.     

外国势力与清末新政时期口岸地区教育现代化——以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是教育改革。作为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口岸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开始加速推进,大量的新式学堂在这一时期成立。口岸地区的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师资情况及办学经费来源方面,都表现出了与内地不同的特点,外国势力的影响得到充分体现。外国政府及教会势力的介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口岸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社会契约论》中卢梭的人民教诲——《社会契约论》卷一、卷二的解读

从physis和nomos以及theoria和praxis关系出发审视,可以看出,卢梭《社会契约论》卷一和卷二中关于人民的概念是既有联系也有实质性差别的。卷一的人民是普遍的,它是任何政治体都具有的形式一致性。而卷二的人民是未缔结社会契约前的人民——民族,是不同政治体相互划分敌友的依据,是一个共同体区别于另一个共同体的关键。     

理性在左感性在右——从《论科学与艺术》看卢梭的美学思想

卢梭不仅是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西方的浪漫主义之父。他提倡情感的美学思想既是对启蒙运动理性思维背离同时也是对其的延续与升华,因而可以说卢梭的浪漫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浪漫主义,在他的美学思想里,感性和理性在矛盾中交融。本文对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体系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清末查禁《新小说》的原因与效果探析

1903-1905年间,清政府对《新小说》进行了多次查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新小说》传播新思想危及统治,另外也包含有戊戌政变后坚持打压“康党”的政治斗争因素。由于清政府不能控制《新小说》的流通渠道、禁令形同具文以及《新小说》适合时势的内容形式,清政府查禁《新小说》之效果如抱薪救火,反而扩大了《新小说》的传播和影响,一定程度上为《新小说》的传播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加入了一把推力。清末查禁《新小说》的效果是近代书报检查史上一个欲抑反扬的显例。     

政治哲学中的人性思辨——对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的人性观的比较与解读

马基雅维利和卢梭各站在不同的人性论观点上,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观点。马基雅维利以现实主义为原则,认为人性本恶,主张区分开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卢梭则在至善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契约理论以实现其道德理想国的建构。两者的政治哲学出发点不同、落脚点相异,所导致的结果也自然不同,带给了后期的启蒙哲学家以无限的理论启示。     

未竟之业:《博医会报》中文版的梦想与现实——清末民初传教士西医知识中文传播的探索与局限

在中国存续45年的英文版《博医会报》的中文版计划始终未曾实现。创办中文医刊是外国传教士为探索西医知识中文化而迈出的关键一步,其过程举步维艰,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制于西方医生在传播西医知识上的保留意识,另一方面又遭遇华人西医突然崛起和华人主持的医刊大量面世,西方医生在华的学术空间受到挤压,最终丧失学术话语权。《博医会报》中文版从筹建至最终流产凸现了西方医生对科学知识传播中文化的认知局限,以及中外医生间的语言转换与权力格局演化。     

华兹华斯自然主义诗歌的创作溯源——法国大革命及卢梭思想对其自然观的影响

威廉.华兹华斯是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在华兹华斯创作的诗歌中,有相当部分是尽情咏歌美丽的大自然,并从对大自然的执著厚爱中去追寻某种自然精神,从自然中获得快乐。本文主要从华兹华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经历及卢梭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探究其诗歌的自然主义特点所形成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