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天下之要”与王府同城：明代彰德卫的建置特色

卫所制度是明朝典型的军事制度,对明代社会政治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豫北彰德府地区的彰德卫即为明初设置的重要卫所之一,属河南都司的非实土内地卫所,其设置原因与元末明初中原凋敝的社会形势和其“常为天下要”的战略地位息息相关。因其“王府同城”,明代彰德卫的建置颇有地方特色：一方面表现为林县蚁尖寨守御千户所与涉县守备的存续演变;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与赵王府建置的此消彼长。因与赵王府同城,宣德间彰德卫后千户所改赵府群牧所。成化时期又因时任赵王朱见灂品行不端,群牧所被裁,官军别派,但仍属彰德卫,这是彰德卫建置演变与赵王军权削弱关联的直接体现。通过彰德卫建置情况的研究,既可窥视明代卫所制度在地方的灵活之处,又能反映明代军制演变的发展脉络。     

在王府与卫所之间：明代晋府群牧所的设立及其运作

群牧所是明代亲王府的军事组织之一，以千户所为编制，又称“群牧千户所”。群牧所同时隶属于王府系统和都司卫所系统，参与到孳牧、屯田、供给柴炭、守御王城等多项事务中，对于理解明代军事制度与宗藩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往对明代王府军事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府护卫，鲜有学者关注群牧所。明代前期，晋王府设立了晋府群牧所。永乐二十一年，明廷从晋藩的太原三护卫中拨出一个千户所的官军随侍平阳王朱美圭就藩，其中不少官军来到晋西南的平阳府蒲州临晋县开展屯田、牧养马匹。宣德二年，明廷将晋王朱济熿废为庶人，革去了太原三护卫、晋府群牧所和晋府仪卫司。一年后，随侍平阳王朱美圭的晋藩护卫官军被就近调入平阳卫安置，成立了平阳卫中左所。宣德十年，明廷将朱美圭封为晋王后，复设了晋府群牧所。复设后的晋府群牧所，很大程度上由此前随侍朱美圭的官军组成，这些官军先后经历了从晋王府调入平阳卫，又从平阳卫调回晋王府的调拨过程，并有许多官军继承了护卫军时的屯田和牧马地，继续留在了晋西南。晋府群牧所署位于晋王府的王城内，晋府群牧所正千户一般居于王城。此外，至少有三名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负责管理地方上的屯庄，其中的两名副千户率军在晋西南开...     

明代华北的卫所建置及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以直隶河间府为例

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另外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和沧州守御千户所。“从征”和“谪发”是河间府军户的特色。明初卫所人口迁徙对地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碾伯守御千户所”辨析

以《明史·地理志》为代表的一些史籍认为 ,明代的陕西行都司领有十二卫、四守御千户所总共十六卫所 ,碾伯守御千户所是其中之一。这种说法有误。事实上 ,陕西行都司领有十二卫、三守御千户所共十五卫所 ,碾伯所不是守御千户所 ,而是西宁卫的右千户所。《明史·地理志》的错误主要是由对明代守御千户所的属性不清所致。辨别清楚明代守御千户所以及千户所的属性 ,对明代卫所制度和明代地理区划等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明代广西卫所的设置与迁徙

明太祖与谋臣刘基共创军卫法,以为明朝的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设置都司、卫、所,作为巩固统治和实施政策的实力基础。其在广西所设卫所及其迁徙,与明朝和广西各族关系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而《明史》土司传、兵志、地理志及今人所绘历史地图册的记绘每多讹误,因据《明实录》将广西卫所设置迁徙情况作若干考订,以为研究明代广西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参考。     

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

明代在河湟洮岷边地设置“西番诸卫”,形成军卫统辖体制。各卫土汉混编、军政兼辖,与地方社会结成密切关系。而伴随卫所建置形成的移民、屯垦及王朝正统文化的推进,促进了河湟洮岷边地社会的变迁。     

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

明代王府文官之设为例行辅导宗藩之外，又为中央政府削弱藩王力量之目的而得以加强与完善。在此目的得以达成之后，王官的政治地位便接踵衰落，具体表现为其迁转的困难。针对王官在其体系内部的迁转，朝廷先后设置了官员出身、任职时长、藩王奏保和抚按荐举等三项标准，限制大部分官员升迁至内部序列的顶点。同时，吏部又以不考绩，从而不能迁转的方式限制王官向外迁转。明后期出现允许王官外迁的制度，但因为该类官僚的劣质化，终究在实践中没有开放其外迁。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最终发展为限制该类官僚迁转的制度，其合理性在于帮助明末吏部解决过频、过多的官僚人事流动。     

王府文官与明初中央集权

王府文官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是朱元璋等明初诸帝,在实行"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藩王控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元璋通过对王府文官的倚重、保障其政治前途等一系列措施,在加强对王府文官有效控制的同时,也极大促动了王府文官"忠君"大于"事王"的基本政治取向的形成,并在靖难之变中较为突出地展现出来。不过,由于明初藩王势力的相对过大,使王府文官系统对藩王的约束还主要停留于规谏层面,而未能形成更为完善的制衡与制约机制,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藩王势力对皇权的挑战。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明代开封周王府

朱元璋在推翻蒙古封建贵族的群雄逐鹿中取胜。建立明朝,分封诸子于全国要地。当时开封是他的第五子朱橚(周王)的封地,称周藩。 周藩从洪武十一年建藩,至崇祯十五年完结,计二百六十四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周藩在开封的二百余年间,宗支蕃衍,权势很大,是开封乃至河南的一个最大的剥削集团,明代开封的繁荣与衰败,都和它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明代周王府的兴衰历史,对了解明代的藩封以及明代开封的历史文化特点,是必要的。     

论明末清初施州卫的政治选择及其历史影响

明末清初,施州卫与活跃在川东鄂西的夔东十三家等农民军势力、南明势力、土司势力、清廷势力以及吴三桂势力有着复杂的政治关系。面对这些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活动的势力,施州卫与拥明势力多有交集,采取了以自保为主的政治策略。施州卫作出这种政治选择既有卫所制度的影响,也有卫所官员有强烈国家认同的因素,还受时局所限。这种政治选择促进了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社会的整合、民族间的交流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     

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关于明代宗室的违制婚娶问题

宗室的违制婚娶,是明代藩府婚姻行为中的普遍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宗室的擅婚、私婚和滥婚.宗室的违制婚娶, 根源于明王朝的婚禁限令,但也与宗藩地位的变化、选婚手续的繁琐密切相关.明代王府的违制婚娶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各藩府为了滥邀名封,造假成风,从而造成紊乱宗支,玷辱名器.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微妙的平衡:论蜀献王朱椿与明成祖的关系

朱椿为明代蜀府第一代蜀王,明成祖为明朝第三位皇帝。二人原为兄弟关系,都是藩王;由于靖难之役的爆发,二人虽仍是兄弟,但已让位于君臣关系。明清时期相关著作记载了明成祖对蜀献王朱椿的待遇与评价颇高,后者对前者也是忠心耿耿。有明一代,皇室内部关系始终较为紧张。蜀王朱椿与明成祖的关系是否如其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在仔细分析蜀献王朱椿与建文帝的关系,朱椿上疏揭发谷王朱橞谋反一事,以及他对方孝孺一事的处理态度的基础上,会发现明成祖与蜀献王朱椿的关系并不如史书所载那么简单,同时谷王朱橞谋反一事亦存在诸多疑点。     

《艺文类聚》纸背文书所见明代山西巡抚及巡按考释

上海图书馆藏《艺文类聚》纸背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至万历二年(1574年)山西藩王宗禄文书,记载了巡抚山西都御史孟、杨、万、王,巡按山西御史陈、宋、饶、桂监察王府宗禄发放事宜。通过文书与传世文献的结合,明确了嘉隆万年间巡抚山西都御史与巡按山西御史具体为何人。山西藩王宗禄文书为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明代山西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监察山西藩王宗禄发放的细节性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其一,为明代巡抚都御史与巡按御史监察职能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其二,为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等监察官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关系——以鄂西南施州卫为例

卫所制度研究是民族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领域。明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众多卫所,施州卫是其中之一。洪武十四年,明王朝在鄂西南设立施州卫以控扼土司。洪武二十三年,明王朝又并施州入卫,改施州卫为军民卫,肩负鄂西南的军事与行政职能。施州卫通过兴建卫城、屯田生产、招谕土司、与土司联合等社会治理措施,实现了其在鄂西南的地域社会构建。而在这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卫所移民与土民的交往与融合,既有土司社会的"汉化",更有卫所移民的"土家化"。有明一代,卫所移民与土司民众互动,土司的上层社会也表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与强烈的国家认同,鄂西南的汉族与土家族由明初的对立至明末走向融合。施州卫的案例显示,相比于传统史学界"国家在场"而往往"地方不在场"的论述逻辑,地方的生态环境、权力结构、民族分布、文化形态也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家制度。     

王府官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探论

明代王府官的设立,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倚重王官管理王国、辅导宗藩、藩屏帝室的重要举措.有明一代,王官的作用与宗藩地位休戚相关,大体说来,朝廷对王官有一个从倚重到歧视的变化过程,正统以后,伴随藩禁制度的形成,王官的升选转降被限制在王府内,王官老死王国,不仅造成王官队伍的庸劣、老病问题,而且使得不少王官不安于位和自甘堕落,甚至与非法宗室同流合污,成为宗藩犯罪的教唆人与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