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即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以沈炯《归魂赋》为例,可以看到具体交通线路在复杂历史情境下的使用情况。      

赋与狂诗

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赋的本源,因此“赋”被译作“rhapsody”（狂诗）。狂诗是古希腊早期史诗的一种形态,在传播媒介上为朗诵表演,与汉赋相类。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     

从赋、比、兴看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通过对英语诗The Shark和汉语诗《大雾垂江赋》运用“赋”、“比”、“兴”手法的比较，从中、西方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和而不同”，探讨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春秋笔法”与《红楼梦》审美接受

措词用语以简约、隐晦为尚的“春秋笔法”,赋予文本以巨大的阐释空间,其“微言大义”的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意义建构方式,为文本阐释打开了一条通向无穷生命力的门径。《红楼梦》之所以能焕发出持久不息的艺术魅力,就与它对“春秋笔法”的娴熟运用密切相关,是“春秋笔法”造就了《红楼梦》文本的开放性。正因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为读者的审美创造提供了自由,所以这便导致了《红楼梦》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和某些人物性格解读的争议性。至于红学史上索隐派的长盛不衰,也与深婉隐曲的“春秋笔法”不无关系。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汉代纪行赋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纪行赋是中国文学悠久的行旅文学传统在赋体中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具体的赋家赋作,总结纪行赋的一般模式和艺术特色,将纪行赋与其他类型的骚体赋进行比较,研究其在赋史上的意义,并从纪行赋的诗性特征入手,揭示纪行赋的诗史价值.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     

琳琅满目的美世界——论审美诸形态

 美的世界是多彩多姿、琳琅满目的世界，缘于美自身具有众多的品种存在。作为“生命本真境界的开显”，美的对象有其各不相同的生命内涵，其开显方式亦互有差异，于是形成了植根于共通生命本性上的审美诸形态，成为美的世界的多种价值功能及其整个价值系统的体现。本文从生命哲学的理念出发，就“美”、“丑”、“崇高”、“优美”、“悲剧性”、“喜剧性”、“新奇”、“怪诞”、“荒诞”、“娱乐”、“狂欢”、“眩惑”等美学范畴逐个进行考察、辨析，并就其相互依存与转化方式给予探讨、说明。审美诸形态之间不仅有逻辑上的关联，更有其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盛衰兴替变化，故其价值系统亦将追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得到调整和更新。不同民族因生活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区别，所形成的审美形态亦会有相当的歧异，本文仅限于对西方美学惯用的范畴作出解析，适当比照中国自身的传统。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宋代“别籍异财法”的演变及其原因阐析

宋代“别籍异财法”经过真宗、仁宗、孝宗、光宗等时期的多次修改 ,逐渐确立了子孙的财产权。自太祖直至仁宗初年 ,多以特别法的形式修正“别籍异财法”的生效时间与量刑 ;仁宗景祐四年 ,法律承认“非因祖父母财及因官自置财”为个人所有 ;孝宗时著令承认子孙的财产权 ;光宗时又对此法令稍加限制。促使“别籍异财法”发生演变的两大原因是差役和家庭财产纠纷。考以史实 ,“别籍异财法”在社会基层的实际推行效果并不理想。     

统论《文选》赋设目与编次——兼谈萧统的赋学观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设为十五类目，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其中每一类目的编排次序是固定的，这既反映出萧统明晰的辨体意识，更重要的亦是集中体现了他所持有的赋学观念。     

汉魏六朝纪行赋论略

纪行赋是汉魏六朝赋的一大门类,滥觞于《楚辞》中的《涉江》《哀郢》。第一篇纪行赋是西汉末年刘歆《遂初赋》,两汉是其确立期,建安三国是其发展转变期,它的繁荣出现在两晋,到了南朝,纪行赋的创作逐渐减少。汉魏六朝纪行赋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乱世、衰世是其产生的温床;内容上比起其他题材的赋作更侧重纪实,当然还有怀古、抒情的成分;艺术上虽然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主要是融记事、怀古、写景、议论、抒情于一体;叙述结构主要以纵向的、时间的顺序展开。     

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

在司马相如“博丽之文”的影响下,扬雄创作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杰出的大赋。其中《长杨赋》尤为奇特,前贤或因其以议论代铺排而认为它仿效相如《难蜀父老》,或因其以论辩构篇而奉为“文赋”之祖,或因其阳咏汉德而阴寓讥时的叙事之法将之视为两汉赋风转捩的纽带,然究其实,皆泛泛而谈,未能探骊得珠。《长杨赋》创作背景和叙写结构实根源于西汉元、成时代的庙制之争,儒家思想的上升,儒生政治的诉求,宗法圣统的复归,取法周礼的倡导,构成了其时庙议的复杂内涵。而在依礼制勘定庙数的几番论争中,虽然皇帝与儒生的意见未能一致,但基本确定了高祖、文帝、武帝三庙永不毁弃的地位,这正是《长杨赋》的写作背景;而且“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观念决定了其叙事结构与谲谏内涵,尤其是赋中的戒淫史观和论辩体式,对东汉京殿大赋创作的影响至为深远。     

汉语词汇在域外的传承与创新————以中世日僧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为例

汉语词汇传承至中世的日本后,许多词汇的内涵和用例都发生了不同于母体国的变异。如日僧策彦周良所撰的日记《初渡集》中“东坡”、“丁丁”、“庐陵”、“烟景”、“一指”及“买臣”等词语虽皆源自中国,但已明显有别于我国同时期的用法,词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新思想、新文化输入之结果;二是某些词汇一旦离开母体,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原来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信息易被摒弃或替换,常会通过表象或直觉赋以新意而作他用,这也正是域外汉语词汇的一种异于母体的传承与创新模式。     

宋代俳谐赋论析

宋代俳谐赋之谐趣,从建构方式而言,或因表里不谐、文体形式与赋作内容之张力而产生,或因言意相离、言语表面意思与作者深层意旨之张力而酿成,或因物类幻形、物类原态与所幻形象之张力而获得;从旨归寓意而论,既有自我解嘲、讽世刺时、抒怀明理等寓庄于谐之属,也有肆笔为文、以文为戏之作。宋代俳谐赋在艺术上承继前贤往往又能翻新出奇,并将俳谐文学中审物丑以刺人世这一范式发展成熟并推向高峰,自有其独特价值;但也有部分作品因尚理之时代语境的强大影响,径直以议论将龙睛点出,背离了俳谐文重谐亦重隐之原则,减弱了作品的趣味性和艺术性。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德性”抑或“理性”——《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代词之谜

在《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康德在分为三小段的一长段话中论述了“一般德性”。 在第二小段前面，他使用三个代词sie，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义务”；也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理性”；这两种译法都未能保持sie含义的一致性。国外学者Mary Gregor把三个sie统一翻译为“德性”，这保持了sie含义的一致性，但存在与康德其他表达不能吻合等问题。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理性”对于德性义务和德性的规定作用，因而是不适当的。其实，用“理性”来替换“德性”，把三个sie都理解为“理性”，是一种符合语法、逻辑和义理的新思路，它简明易懂，有助于更清晰地表明康德本段论述的逻辑层次关系，解除了逻辑上的循环，也能够避免同其他文本段落的冲突，并恰好与其他文本段落形成呼应。      

纪行赋在建安时代的变奏及其成因探微

生发于《诗经》《楚辞》及汉初骚赋中涉及行旅的纪行赋,以西汉刘歆《遂初赋》为卓成一体的标志,之后在东汉勃兴。建安以降,纪行赋虽仍保有两汉同类题材作品中叙行与述志、时间与地理交织互见的书写传统,但整体上已然展露出记录征伐、昭示军力以及同题共作的倾向。这些在主题、基调、功能上的赋风突变,与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曹魏邺下文人集团昌隆兴盛这两大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前者提供了纪行述志的基础,也改变了赋作素材和风气;后者创造了同题共作的契机,又激发了赋家批评和交流。     

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与清末赋学

戴纶喆编纂的《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刊刻于清光绪七年,是清末重要的赋学选本,其中“余说”一卷,分总论、辨体、相题、布局、措辞五项评述律赋作法与赋学理论,体现出作者较高的理论识见。然因戴氏文名不显和此书流布不广,《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和戴纶喆对赋学的贡献至今隐而未彰,不为学界所重视。戴氏此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端：一是以字法、句法、章法为中心的律赋学批评体系的建构;二是体现出晚清古学复兴思潮下以古入律、古律汇通的赋学风尚。可以说,《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是清代赋学的收关和总结,具有观照清代赋论乃至历代赋学的学术意义,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出版实践与思考——以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而将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世界读者则是出版社的重要使命。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出版实践，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典型案例。“重述神话”系列图书最初出版是成功的，然而，它最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尤其是在市场反应与读者阅读体验方面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通过探究重庆出版集团的出版过程和梳理所出版文本的学理性，发现神话叙事手法错位、媚俗式书写与民族性眼光匮乏既影响了“重述神话”文本的质量，更直接影响了作品的市场接受与出版收益。虽然“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走出去”实践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在学术机制引入、品牌塑造及文学的产业化转向等方面仍然能给人们以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