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测度：基于“RCEP”和“一带一路”的比较

文章通过测度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GVC指数和价值链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系统考察中国制造业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竞争优势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并对中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各国进行指标排名后发现：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均具有较高竞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其竞争优势在“一带一路”地区更强；无论是相比“RCEP”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均为“较低参与程度，较高分工地位”，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RCEP”地区；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均为主导，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主导地位更突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规模不断增加,贸易品种更加丰富,贸易质量稳步提升。文章选取泰国、越南、印度、俄罗斯等20个沿线重点国家为样本,运用贸易引力模型,从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等10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双边贸易潜力值。研究发现,经济规模、需求水平、港口基础设施水平、物流绩效指数、国际组织加入情况以及双边互认协议签署情况对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需求水平构成两国贸易需求基础;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绩效指数为提高双边贸易运输效率提供先决条件;加入国际组织和签署互认协议弱化了双边贸易障碍,上述正向因素共同支撑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地理距离与贸易通关时间对双向贸易影响显著为负,较远的地理距离和较长的通关时间不利于双边贸易的高效运行;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影响显著,但存在正负交替特征,主要归因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体系的较大差异和不稳定。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由贸易潜力再造型转向贸易潜力巨大型,贸易潜力得到不断释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格局分析

文章基于201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构成的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网络关系、各国网络位置、权利等级、核心和边缘程度等信息进行量化,从而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农产品的贸易格局及其变化状况.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沿线各国间的农产品贸易联系更为广泛和深化,同时也为沿线各国发展农产品贸易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空间和机会.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潜力测度

文章利用2001—2020年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的互补性,并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进口层面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潜力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粮食贸易上具有互补性。进一步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效率较低,但潜力巨大;贸易国双方的人口规模、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对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和经济差距则具有抑制作用。从阻碍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的非效率因素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政府效率和贸易自由度的提升,以及文化距离的缩短都能够抑制贸易非效率,促进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     

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文章采用多阶段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型，以2002—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各国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研究了其攀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受沉没成本冲击，贸易壁垒对固定投资与技术间互动关系的可调节性使“一带一路”上游、下游国家区域价值链技术演化形态差异显著；短期内在“出口学习”效应下，商品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下降能有效促进本国技术演化；制度摩擦逐渐替代贸易机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技术演化的关键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往来愈发频繁,对沿线地区的辐射效应也开始突显。不仅为中国对外贸易开辟了新市场,也大大提升了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吸引周边企业进驻、企业间相互学习、经验借鉴等方面发挥作用。但该倡议是否真正促进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效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何有效地识别、评估投资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实证研究部分采用了商务部每年披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选取2008—2017年这1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作为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将人均GDP、出口总额、汇率变动率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匹配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中国沿线地区的对外投资效果进行实验检验,进一步证实实验结论的稳健性。结合研究结果来看,“一带一路...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考虑公平与默契的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经济带逐步成为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构建贸易合作潜力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交通便利性、收益分配公平和合作默契性等多元因素对国家之间跨境贸易合作潜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适时调节贸易收益分配公平度和合作默契度,能够拓展和增强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合作潜力,加快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建设进程。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综述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兴起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因能消除传统贸易的"统计幻象"、准确核算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利得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贸易价值增值的视角,梳理了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成果。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对垂直专业化的测量及其发展、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增加值核算理念的差异、以及它们与传统总值贸易核算的区别与内在关联等方面进行了概括与总结。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持续期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总量已经有所突破。与此同时产品出口是否也变得更加稳定？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决定贸易联系的长期发展,稳定的贸易联系有利于中国企业的稳定发展。本文利用高度细分且重复观测的出口纵向生存数据,利用Cox随机效应混合模型进行两种时期的对比研究,并在模型中考虑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总体上,向沿线各国出口贸易更加稳定,各地区差距明显缩小,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显著提升,技术型产品与非技术型产品拉开了差距,出口产品结构有所优化。同时,倡议的提出对于GDP或人均GDP较低国家的出口稳定性推动最明显,尤其体现在技术型产品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贸易几乎不受汇率波动影响,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远距离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且较大的初始贸易额所带来的优势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双边贸易联系的紧密性体现得更明显,而且双边贸易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技术型产品出口。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地方合作专题论坛——扩大“国之交” 共建“连心桥”

<正>一条丝绸之路,穿越古今,构筑起了中国与沿线中亚国家的“连心桥”。10月18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框架下的机制性论坛之一——地方合作专题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外34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驻外驻华使节、地方政府和友好组织负责人等300余名嘉宾,共商中外地方合作发展大计,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制造业出口如何突破“天花板约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出口存在着名义增长和真实增长两种情形。面临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当前中国制造业名义出口面临“天花板约束”,而破除约束的路径之一就是依托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实现真实出口增长。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在整体和细分层面上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样本经济体2000-2014年制造业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研究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行业层面,以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为表征的制造业服务化有深入发展趋势,但中国在样本经济体中排名较为靠后。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制造业出口内含国内服务增加值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内含国外服务增加值呈显著负相关。因此,破除出口“天花板约束”,依托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具有广阔空间和余地,也是可行的路径之一,但需要区分制造业出口内含的服务增加值来源结构。即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弱化制造业发展对国外服务业的依赖,对确保上述路径可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     

生产外包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引力效应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生产业务外包的一般均衡模型,纳入国别异质因素,可以发现生产业务外包对自由贸易及双边经济合作的引力效应,不同经济体之间密切的生产外包联系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具有互动促进关系.这可以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经济合作谈判提供重要启示.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基于广义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构建了多区域假设抽取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提升自身对各行业的增加值消费,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贸易以及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一样,对美国、日本的增加值进出口影响较大。(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各行业增加值贸易的效应大小并不一致,部分行业的作用大于其他行业,例如农、林、牧、渔业的内部效应大于其他行业。根据以上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增加值贸易,其他国家也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另外,在采取进出口税率调整等政策扩大增加值贸易时需要注意行业的差异。     

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不同于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的现行总值核算方法,本文基于区域流出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框架,重新构建了增加值核算下的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分别对经济周期联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验证了Frankel-Rose效应的存在和国内区域分工的替代性特征;从“地理偏好”角度,本文发现增加值供求的地域特征会强化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进一步,“第三方效应”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很大程度经由国内其他区域传导经济波动,而价值链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则基本不受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文章基于2013—2018年UN Comtrade贸易数据，通过比较优势指数、竞争优势指数和综合指数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路径选择。结果表明，制造业是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国际产能合作建设的主力军；中蒙俄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优势明显，是中国合作的主要方向；中国—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初级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与中国形成产业互补；中巴经济走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能够与中国深化合作；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瞩目，中国应与其协同发展该产业。     

金砖国家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比较研究

文章将KWW法扩展,从产业角度创新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分解量化金砖国家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比较其在全球产业间的流动。不仅得到更真实的贸易利得,还实现了对出口增加值在全球行业间流动的动态分析。结果显示：（1）2000-2014年,中国该行业出口增加值经快速增长,远高于其他国家。2013年后增速回落,出口增加值率先降后升稳定于30%。中巴俄出口增加值率为30%左右,印度最低。（2）从全球流动现状看,金砖国家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较高。其中,中巴中间产品贸易有较大增加,深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的重复统计项和出口返回部分最高。而俄印最终产品贸易比重不断增加。生产日益“碎片化”背景下,扩展的KWW法对研究出口增加值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比较

文章考察了1999---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21个国家的公路、铁路、民航和水运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重点考察了中东欧国家层面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民航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21国层面显著为正;铁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中东欧国家层面显著为负;水运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21国和中东欧国家层面都不显著;考虑控制变量之后,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显著水平有所下降,甚至变得不显著.     

“前世今生”话班列

<正>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数据显示,2021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达15183列,比上年增长22%,首次站上1.5万列大关,连续两年突破“万列”,约为2016年统一品牌时的9倍。中欧班列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组织,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班期运行于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是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回顾中欧班列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