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实体企业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以2008—2019年中国A股市场实体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现阶段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会表现出"套利"而非"反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的金融化选择行为会降低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分别证明了"金融化程度—商业信用—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化程度—经营业绩—全要素生产率"两条作用路径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促进资源更多投入实体经济、净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企业资源配置结构等措施,优化实体企业的金融化选择。     

民营企业产业异质性、融资约束与融资渠道

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把微观层面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渠道的特征与宏观层面企业所在产业或行业的特征相结合,试图考察产业异质性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渠道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更依赖于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外部融资渠道中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的协调配合有一定的启示,有利于促进资金在不同产业间的合理配置。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GVC地位提升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背景下,融资约束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相对于以往研究,论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微观测度中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作为新的GVC地位衡量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制造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GVC分工地位总体较低,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企业GVC地位提升呈现倒U型关系,较强的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价值链升级,但进一步区分企业异质性类型结果有所不同。同时,论文在金融市场化改革、适度引入外资及要素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高,财务风险先下降后上升。同时,企业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与财务风险之间均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和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下,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探究企业金融化影响财务风险的机制,发现企业适度持有短期金融资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降低财务风险,表现为“蓄水池效应”;而企业过度金融化会挤出主业投资资金,增加财务风险,并且企业金融化本身的风险会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风险,传导至实体企业,此时“挤出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

金融市场改革进程的相对滞后,使得融资难成为中国多数企业的共性特征,并深刻影响其出口的稳定性和持续增长.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通过Cox模型和Weibull模型等生存分析技术,从微观视角描述了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分布特征,并利用多种稳健性方法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不同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风险函数具有显著的负时间依赖特征,融资约束的加剧缩短了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其中,对国有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次之,对非国有内资企业的影响最小.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融资约束的加剧对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和大、中规模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负向影响小于对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小规模企业的影响,利用两种融资约束指标、首个和唯一持续时间段的估计均得到一致结论.     

浅析新增值税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我国在1994年对国家税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在税制改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在流转环节普遍推行增值税。新的增值税不仅影响到个别企业之间的税负,而且也影响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同时,新的增值税对会计核算的影响也是重大而具体的。本文试就后一问题做一粗浅剖析。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行业税负研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承担者。本文基于近些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资料,解读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与应交增值税、主营业务税金之间关系。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讨论分析了工业企业的行业税负水平。研究认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负偏重是不争的事实,行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建议,适度减轻工业企业税负,均衡行业之间的税负差异,进一步贯彻结构调整战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基于流动资本的视角,新古典要素分配模型中引入融资约束,分析了企业流动资本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与流动资本紧密相关的内源融资约束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对于非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外源融资约束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则可能减少企业流动资本的挤占,从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垄断能力的变化及其实收资本中不同所有制所属份额,都将显著改变融资约束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程度。     

浅谈新的流转税制所产生的影响

我国的税制改革是对于传统经济体制下旧税制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它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次税制改革的核心是流转税制的改革.一、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及产业结构的影响这次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向资源产地的转移,打破了地区间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其一、由于矿山采掘业等基础工业的上一道环节抵扣的增值税比较少,所以本环节缴纳的增值税就相应增加,税负较重,从而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而这些企业又可通过商品交换把增值税向     

融资约束、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本文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地方政府投资和土地财政关系的分析框架,采用地方政府2002-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检验融资约束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的财政改革提供微观证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投资和土地出让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地方政府投资受到了融资约束,过度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2）“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所导致的财政缺口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资约束,而金融发展则缓解了融资约束现象,财政缺口较小、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投资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最后,本文认为进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可以改善地方政府的融资条件,促进地方政府更有效率地进行投资。     

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成本影响的实证

文章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全样本和分样本进行多元回归,探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及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不同程度地受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指标的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降幅尤为显著。此外,数字金融的广泛覆盖累积的大量融资数据,使得授信程序得以简化,从而有效缓解了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和不同行业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了差异性,东部地区以及信息技术行业的企业由于股权融资活动较多,因此受益于数字金融的程度更大。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升级影响的实证

探讨数字金融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升级,对于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乃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构建数字金融能力评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其对家庭消费总额及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能够通过优化资产配置与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同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效应对于低财富水平家庭表现更加突出。     

数据要素嵌入、双元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双元创新是助推数据要素有效嵌入实体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双元创新视角,剖析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运用2008—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嵌入能够有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双元创新在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更多地通过探索式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利用式创新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在企业内部微观特征和外部宏观环境层面存在异质性。因此,建议应有效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营造数据要素赋能外部环境;持续提升企业探索式创新动力,激发数据要素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积极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     

知识吸收能力与代工制造业技术创新

以OEM和ODM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代工联盟,为国际知识溢出创造了一种有效的实现机制.在全球化开放创新的背景下,代工制造业的知识吸收和技术创新行为受到当地知识产权保护和融资约束等制度环境的影响.文章利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代工制造业的企业调查数据和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融资便利的经济环境中,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相对更重要,政府在配套资金、财政补贴、融资担保等方面的融资支持和服务对代工制造业知识吸收和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是基于现有的样本,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知识吸收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尚不确定.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市场化与杠杆治理效应研究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杠杆治理效率的影响.认为,由于转型经济中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存在,债务融资不仅没有成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有效机制,反而成为经理腐败的来源;而发达的外部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地硬化债务的约束作用,降低经理腐政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协同关系.     

数字金融赋能企业转型升级：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效果与机制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赋能企业转型升级，不仅体现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上，还体现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变竞争格局三条路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银企关系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来自日本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对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资金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在外部资本市场上遭受的融资约束程度随企业规模的增大而降低。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银企关系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与银行关系越密切的企业,其投资相对于内部资金的敏感度越低,说明日本银企关系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重大作用。本文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构建我国新型银企关系的紧迫性。     

脱实向虚和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实体行业间极端风险关联的影响

随着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和部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的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故此,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指数日度数据与五分钟高频数据测算行业风险价值,其次利用Elastic-Net-VHAR模型构建金融实体极端风险网络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最后研究实体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第一,基于横截面维度,材料和工业行业在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金融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水平为负;第二,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开启后,网络整体密度明显下降,实体行业对金融行业风险输出水平降低,而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风险输出水平略有提升;第三,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实体行业“脱实向虚” 程度显著提升了实体与金融行业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水平,并且在金融强监管与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根据上述结论,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推进金融强监管政策,注意金融监管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之间的配合,还应特别重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规模进行严格监控,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     

增值税转型对浙江经济的影响与对策

增值税转型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相关规定变更等内容。其主要有降低企业税负、鼓励企业投资、提升产品竞争力等五方面的正面效应,但也有制约税收增量和加大就业压力两方面的不利影响。然而,其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当前,应采取加强对其政策引导、用好用足增值税"新政"和缓解其对税收增长影响及减轻其对就业冲击等措施,实现经济"保稳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