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量论的美学意蕴

唯识量论的早期理论形态过于杂芜。成熟量论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证明世界的绝对存在。现量埋设了人类与绝对存在融通的伏笔。比量潜藏了人类回归绝对存在的契机。法称的现量理论直指绝对存在的空性。意现量直观蕴含了丰富的美学意蕴 ,是唯识美学的最终实现。     

存在论视域下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及其困境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在洞察哲学存在论疑难的基础上,通过对旧有存在论架构的颠覆,力图先验地赋予为柏拉图主义所摒弃和撇除掉的感性世界的实在性。在实施这一“先验转向“的过程中,其内在矛盾和困境集中到了“主观演绎”部分,导致康德最终无法真正冲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藩篱。     

认知语言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虽说西方哲学在各个时期都为主流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后者也常为前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就曾为西方哲学输送了新思路。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派,一方面吸取了西方的体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为体验哲学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例如“隐喻认知论”、“图式范畴论”、“SOS理解模型”、“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识解观”、“概念整合论”、“认知过程”等,这些都大大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纵深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思考。     

论因明比量

通过对因明比量的基础、形成、形式、为自比量（推理）与为他比量（论证）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认为因明对有关比量的理解是相当深刻和独具特色的。但是,因明比量论也有其特有的局限性,应当分清其中的成就与不足,给因明一个正确的评价,以推动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     

心体与自中:“中得心源”的义理传续

以“体相用”的“名实关系”来代替西式“主客关系”对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语的认识,并用儒学主要是陆王心学的义理来补充佛教“心源”论对于“中得心源”一词的理解,是因为源自中国传统哲学义理的“中得心源”自有其内在的中式含义,又因为影响中国传统艺术艺理的“中得心源”更有儒学不可或缺的思想支持。     

对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的深层反思

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有着内在的理论连续性,共同建基于一种面对“生活”的精神态度,这种态度以科耶夫化的黑格尔哲学作为理论渊源。对“生活”概念进行深层反思,厘清其哲学内涵,是使艺术终结论获得终结,使生活美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与范式转换

三十余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日益增多。在这些讨论中,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构成了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理论背景。在此背景下,方法论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三大动向:一是比较哲学的持续升温,二是传统治学方法的重新肯定与复活,三是问题导向的新研究不断涌现。学界对方法论的关注焦点是围绕“以西释中”的模式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和反思,这些争论暴露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究竟言之,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的主要进路在于“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如何在与西学深入会通的背景下抉发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使“返本”“会通”“开新”三者有机融合,在“化西”的层次之上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双向诠释”和“深度融合”,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     

唐代因明与佛学论证研究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陆汉地因明研究的总结,从历时性来看,是由因明教学式研究发展到因明的义理研究,前者是为培养因明人才的因明教学成果,后者是对于汉传因明文本所做的逻辑研究。从来源看,汉传因明研究的三大主流为：接续民国时期逻辑式因明研究而展开的研究、基于汉语语系下的藏传因明研究和日本因明研究。未来汉传因明研究除需要在汉语、梵文、藏文、日文等多语种下展开外,如何以“诸子集成”的方式研究唐代因明集释及唐代学者佛学注疏中的佛学论证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展的重大选题。唐代因明集释应以《因明正理门论》为原典,选取《因明入正理论》和唐代学者的因明成果,借助于“扎根理论”方法做文本田野工作;唐代佛学论证研究则要在鉴别非因明文本基础上,对唐代佛学著作做因明分析。      

古典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及其现代性前景

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即“诗论”与“诗思”。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

关于“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的论争,实质上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学、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建基于何种马克思哲学基础之上等基本理论问题。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美学致力于在当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型的整体背景下打通“实践论转向”与“生存论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董学文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辩中表述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存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缺陷,明确这一点,有助于祛除长期以来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遮蔽下的对马克思哲学及其美学的误读曲解,从而在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美学观点。在否驳“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辩中,董学文提出所谓的“彻底的一元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原理,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直接复述或再度重申。从本体论层面看,这种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或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传统的物质实体本体论;从认识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符合认识论;从价值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真理的客观反映或认识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实证论。而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正是在此语境之下,显示出特有的理论意义与语境内涵。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

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处于继王骥德和凌濛初以来《西厢记》学术性评点的顶端,其叙事论实可与金圣叹的叙事论双峰并立于清代戏曲评点史上。毛氏评点虽亦兴之所至,率性而发,但通读全篇则不难发现其系统性、理论性。如论叙事视角之“旁观”、叙事内容之“转变”、叙事照应之“暗度金针”、叙事节奏之“抑扬顿挫”,无一不体现毛氏的独到见解。其叙事论又可与西方现代叙事学相通。毛氏论析的叙述层次、叙事视角、叙事照应、叙事节奏、叙事方法,大致涵盖了现代叙事学的叙述人、叙事时间、叙事方法等范畴。梳理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有助于构建古代叙事学与现代叙事学的内在关联,为中国叙事学固本培根。     

周济词学理论的破与立

周济作为常州词派的关键人物,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关于白石的一段点评,最早正面提出“寄意题外,包蕴无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纲领意义。周济以“破”带“立”,对“今人”标举姜、张,讲究“磨盘雕琢”的创作风气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寄”、“意”兼重而至“浑化”的词作审美理想。周济在张惠言词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其立论既有时代背景,也有理论高度,对常州词派的最终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

尽管历代学术界都不乏法家的研究者,但迄今学者们对如何界定法家以及谁是法家的“开山祖”等一些基本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法家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源于孔门儒家的诸子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的“不别亲疏,一殊贵贱,一断于法”,即是法家根本的思想特点。先秦法家的真正“开山祖”是楚悼王时期在楚国率先实行“变法”的吴起。吴起之后,楚国法家思想的发展不绝如缕,最后由任秦丞相的楚人李斯做了思想总结。李斯的法家思想吸收了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学,但更重源于慎到的“势”论;而李斯对慎到“势”论的接受,应该是以荀子为中介的。     

亚当.斯密和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

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     

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

苗族作家沈从文之所以能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人的哲学思索。他认为,人是由“兽性”和“神性”两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以这种“共通人性”作为创作的准则,创作出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 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文学作品。本文从“兽性”和“神性”两方面阐述了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分析了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内在因素。     

论康德的“自然”概念及其与“范畴的先验演绎”之关系

康德在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讲座”中阐明了“自然”一词包含的自然对象和本性的双重含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第二步,尽管未解决显象与范畴的“异种难题”,但康德对“范畴如何给视为一切显象的总和的自然先天地规定规律”之谜的解决,证明了认知的自然的规律出自人类本性,克服了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对立。     

“人内传播”再商榷

“人内传播”是我国传播学的五大范畴之一,这一概念尽管出现于早期的西方传播学,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从西方传播学的经典文献中逐渐消失。我国学者林之达、董天策等人在90年代曾对我国传播学界使用这一概念提出质疑,但没有引起学界的反响。“人内传播”在我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在人体内可以形成一个传播系统,可以形成“主我”“客我”对话的互动传播模式。从认知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研究成果来看,在人体内形成传播系统的说法基本上不能成立,这一理论对于人类大脑思维活动的理解有简单化和二元化之嫌,与当今世界研究身心问题趋向于一元化的立场相悖,其依据符号互动理论所建立的人内传播模式与米德所提出的社会理论亦是背道而驰。据此,“人内传播”这一概念不能成立。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美学四态(一) :美丽论美学

根据维特根斯坦语词意义即用法的著名哲学命题,美学一词有四种用法, 这四种用法, 也就是美学的四种形态:美丽论美学, 统一论美学,超越论美学, 张力论美学。从“美学”一词所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语义惯性、“美学”一词的汉语翻译、“美学”一词在鲍姆嘉敦和黑格尔那里的本来意义、 西方近代美学的形而下转向等方面, 论述了“美学”一词用作“美丽学”、“漂亮学”、“艳丽学”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     

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摘要： 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的观点源自对“存在论”（ontology）理解的片面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的割裂。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自然界”仅是“本原”意义上的“第一性”,而非“本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存在”（on、being、Sein）问题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革命性超越在于他同“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而非所谓的“物质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