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决策的影响

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出口、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模式。为了考察企业生产率与资本密集度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按非出口、仅出口、仅投资和既出口又投资将全部企业划分为四种国际市场参与模式,使用多值Logit模型及相对风险概率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选择对外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可能出口,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可能对外投资;不同地区企业的生产率与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最后本文进一步从对外投资经营形式角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引致出口效应”进行了解释。     

中部地区“嵌入型”文化产业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形成初期的集聚阶段按驱动因素的不同分为"原发型"与"嵌入型"。中部地区西安曲江"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表明,企业最初进驻文化产业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而并非由于区域因素导致的聚集;政府驱动下的开发区企业尽管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又必将导致知识"溢出"从而加强文化产业集聚效应。由此,进一步揭示出我国中部地区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趋势特征。     

卖空机制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在理论提出卖空机制“信息增益效应”和“压力减损效应”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卖空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卖空交易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表现为放松卖空管制后上市公司的技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变化率均有显著提升。渠道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畅通信息传递、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发挥作用。此外,较之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表现得更为强烈。本研究推动了微观金融和宏观经济增长的融合,并为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的中国FDI区位分布决定因素研究

现有FDI区位问题的研究多强调各类传统区位因素的作用,却忽略了地理空间效应的影响.文章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与普通计量经济模型对比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大陆省域FDI区域分布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FDI区域分布决定除受传统因素影响外,空间效应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并对我国(尤其中西部地区)引进FDI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环保政策对“中国制造”生产效率的影响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38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环保政策对“中国制造”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严格的环保规范会刺激厂商提升生产效率;环保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环保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产生的生产率效应比低污染企业更为显著;此外,环保政策的生产率效应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政府对污染企业实施更严厉的环保政策可达到环境改善和效率提升的双重效果,但环保政策应考虑产业差异,并应制定配套措施协助厂商进行环保改造.     

绿色投资、行业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工业行业的重污染企业和轻污染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行业盈利能力和竞争水平两个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在轻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在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影响。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水平对轻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盈利能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阶段、正相关阶段均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竞争水平对二者负相关阶段存在逆向调节效应，对二者正相关阶段存在同向调节效应。     

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测度及其应用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有效联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相关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和已有文献的详细梳理，结合可获得数据，科学论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标体系。通过构建模型，设定核心变量“双循环交互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测度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能否有效激发全要素生产率，并在微观层面验证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效应，解决“双循环”领域宏观和微观层面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问题。研究表明：首先，通过熵值法构建的内、外循环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较高，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其次，在宏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中，“双循环”有效联动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在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中，总体上“双循环”有效联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将科技创新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验证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路径。     

中国制造业资本深化与劳动力就业关系实证检验

伴随资本深化现象的出现,我国制造业部门目前的高资本投入行为已经对劳动力要素产生了挤出效应,即出现学者们所谓的“零就业增长”的结论.这正是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并未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制造业部门资本-劳动比的快速上升,不仅直接产生了资本对劳动的“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还使得制造业部门完全依赖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而最终将导致资本边际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减缓,这造成了对于劳动的“双重挤压”.文章试图对工业化发展模式、资本深化、劳动力就业和技术进步路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和把握.     

中国煤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通过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将污染物及矿难作为“坏”产出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1998～2009 年3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坏”产出约束下大多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但平均来讲企业的生产技术是显著进步的;在考虑环境污染及安全生产规制的两种不同情形下,分别有14家和16家企业发生过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技改和安全投入、管理效率以及滞后一期的技术无效率等因素与生产率指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单位GDP煤炭消耗总量以及资本-劳动比与生产率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生产率指数与人均GDP呈“U”型关系。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考虑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互动现象,基于互补理论构建了劳动力技能结构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微观机制。同时,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互补效应,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企业、年轻企业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互补效应更强。     

经济集聚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的征税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1999—2008年中国280个城市的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三维经济集聚指标体系,本文度量了我国地方经济的集聚特征;分别采用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对工业企业的征税策略以及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集聚形态和规模差别较大;②地方政府依据不同的经济集聚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征税策略,其税收竞争是政策引导下政府与企业的智慧博弈,而非“逐底竞争”;③东部地区企业实际税负与劳均资本、资本流动性的关系有别于中西部地区;④企业性质结构、企业规模和城市基建水平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显著。     

双重危机冲击下的国有企业效率实证分析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面对外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所致的外贸需求下滑和内部产能严重过剩双重危机的压力,如何保持和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问题。结果表明:第一,双重危机导致的企业流动资金短缺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企业生产经营绩效下降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率水平下降主要因素;第二,国有工业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在经营绩效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是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率;第三,私营企业受危机的影响比国有企业严重得多。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互联网深化、信息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平稳性

互联网作为信息搜寻和传播的重要渠道,有利于缓解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稳定企业出口预期,保障出口企业的持续生存。本文首先基于Fernandes 和 Tang(2014)的研究框架将互联网深化程度和出口集聚同时纳入到异质性贸易企业模型,在剥离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础上,从理论视角揭示了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特别是出口持续生存的内在机理与方向。研究发现,不同于出口集聚会同时影响企业的需求冲击和成本冲击,互联网深化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通过贝叶斯法则(Bayesian Rule)使得企业修正其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预期,提高其对目的国市场成本冲击的估计精度,从而在互联网深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较低,有利于其出口参与度和出口稳定性的提高。然而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不影响企业在目的国市场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本文使用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实证检验了本文的理论命题。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降低信息不确定性的微观机制,以推动外贸的平稳增长。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4年中国省级层面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释然法(LIML)及差分矩估计方法(GMM),对影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是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要素,这一结论与当前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关于生产率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农业领域的对外合作不存在生产率悖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尚未产生滞后影响,前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带动作用;产业规模优势、政府的参与程度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农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产业集聚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积极作用。据此,从企业层面和政府视角提出了具体应对政策与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会影响成本函数估计吗

不同于传统的成本函数实证研究,本文关注的是企业间异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成本函数估计的影响。为此,本文首次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包含全要素生产率的完整的成本函数模型,并以中国大型重化工企业的2003-2007年样本进行回归,同时使用传统模型与SFA模型回归,以进行方法论上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对成本函数估计产生了重要影响,改良前的传统模型可能出现“遗漏变量”问题,使似不相关回归产生内生性问题。三种方法的回归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是显著的,但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检验结果却不稳健——不同方法的测度结果不一致。因此,政府在制定规制、扶持与补贴等政策前,规模经济的测度应该尽量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并使用多种检验方法,以保证政策干预的有效性。     

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创新经济理论、CDM模型和数据特点,建立了考虑反馈机制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特点、机制与成效,刻画和度量企业创新驱动过程中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程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关键变量设定不同的衡量指标,既分析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技术机会等传统熊彼特因素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的影响,又考虑了政府政策、不同控股类型企业、高新企业等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对上述企业创新行为（活动）的影响。本文构建的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创新“黑箱”问题;考虑了企业最终产出对创新投入的反馈作用,对经典CDM模型有一定的改进;首次用近几年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创新试点政策能够引领企业创新吗?———来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微观证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6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所得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试点政策不存在时滞效应,且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但因企业规模、技术水平、控股性质和城市规模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创新试点政策对于中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民营控股企业和大城市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提高企业集聚程度、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为合理评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以及进一步推进企业创新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重点产业政策对出口再分配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海关数据与各省份五年规划数据,本文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出口再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支持会引致产品维度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出口再分配;产品市场获得支持会吸引潜在出口商参与出口、争夺市场份额,也会吸引在位出口商将部分业务转移到获得政策支持的行业、进行业务试探;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会加速淘汰竞争力较差的中小企业,促进产品维度新旧企业的更新换代。进一步,本文通过对比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动态,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平均单价与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支持会降低出口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更多的低价低质企业进入市场。可见,适度的政策支持有助于产品市场内企业的更新换代,激发市场活力;但政策的制定必须兼顾企业更新换代过程中的质量攀升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对出口再分配的优化作用,推动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怎样的制造企业更愿涉足服务业务?———“服务化困境”问题的生产率匹配探析

本文关注于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过程中的产业效率因素,设计了差异化产品模型。在需求层面,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之间具有互补性;而在供应方面,企业在产品生产和服务之间在专业知识分配上存在竞争。理论模型提供了对制造企业服务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计量评估。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制造业版块中的企业数据,通过使用具有异质性的Fractional Probit 模型控制内生性并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推导和经验估计指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针对四个行业部门的检验也证实服务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U”型关系也存在差异。企业所处行业环境、所在区域以及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内在特征对于“服务化困境”的表现都存在差异性的影响。     

R&D补贴、寻租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R&D补贴一方面可以弥补研发活动外部性所产生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容易诱发寻租行为而削弱补贴效率,关于R&D补贴能否促进TFP提升尚未达成一致。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互动视角着手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演绎R&D补贴机制。研究发现,当R&D补贴强度高于某阈值后,容易诱使企业在创新策略选择中发送虚假信号,降低政府R&D补贴效率。进而利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检验不同强度R&D补贴对TFP的异质性影响,并探析寻租在R&D补贴与TFP之间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R&D补贴总体上对TFP具有负向影响,且补贴强度越高,负向作用越强;寻租是高额度R&D补贴抑制TFP提升的一个重要渠道。据此,创新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及时调整对不同创新类型企业的补贴额度,防止长期高强度补贴引发寻租活动,确保企业所获取补贴与其实际需求相一致,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