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财务冗余与政府补贴的不同调节作用

研发资金投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可持续成长至关重要,但其究竟如何受诸多前因影响仍众说纷纭。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将新能源汽车企业分为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本文基于组织冗余理论和2014—2018年A股新能源汽车产业数据,研究两类企业中研发人员冗余和研发资金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研发人员冗余能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但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对两类企业的调节作用存在明显差异。财务冗余能够削弱配套企业研发人员冗余对研发资金投入的促进作用,但对核心企业无显著影响;政府补贴能够强化核心企业研发人员冗余对研发资金投入的促进作用,但对配套企业无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在制定新能源汽车企业补贴政策时,完善研发人员界定标准并强化研发人员占比要求;基于政府补贴对两类新能源汽车企业作用的差异相应的调整激励措施,对充电设施企业采取专项财政补贴和非财政补贴结合的方式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龙头带动型集群政府研发补贴策略选择研究

创新投入补贴和创新产品补贴是两种典型的研发补贴方式。本文以龙头带动型集群为研究背景，构建集群中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两阶段博弈模型，重点讨论政府研发补贴方式和补贴对象选择对集群领导者与追随者研发投入的引导效果。研究发现：（1）高技术溢出情况下，创新投入补贴引导效果总体优于创新产品补贴；低技术溢出情况下，两种补贴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引导效果基本一致。（2）同时对领导者和追随者进行补贴仅有可能提高追随者的研发投入积极性；如果仅对领导者或仅对追随者进行补贴，大部分情况下会提高被补贴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同时损害未被补贴企业的研发投入积极性。（3）对高技术溢出集群进行研发补贴的促进效果总体优于对低技术溢出集群进行研发补贴的促进效果。本文对已有研发补贴政策研究从理论上进行了拓展，可为政府制定面向产业集群的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城市低碳交通体系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十四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经验

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也积极改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来控制碳排放。本文搜集了中国十四个城市近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效应变系数模型,研究了城市低碳交通体系发展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可以利用公共交通定价策略影响消费者偏好,从而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城市低碳交通体系中轨道交通对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有显著性促进作用;公共汽（电）车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会随城市发展程度增加而降低;交通部门可通过限行、限购及加收停车费等方式提高传统汽车购买及出行成本,影响私人汽车保有量,从而减少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阻碍。政府应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补贴由购置补贴转向研发和运营基础设施补贴,改善轨道交通及合理的公共汽（电）车运营体系,提高新能源汽车研发投入,鼓励高能量密度低电耗技术的发展,提高居民对新能源乘用车的需求,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基于不同补贴主体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定价决策研究

基于政府目前对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及制造商实施补贴的现实背景，假设两家技术水平不等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将制造商产品之间的价格和质量差异纳入考虑范围，构建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最优定价模型，求解了在不同补贴方式下的最优定价方式，并在均衡状态下对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补贴方式下，制造商将根据市场竞争环境和补贴投入的变化情况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政府针对消费者的补贴可以使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制造商获得更高利润，促使更多的制造商进入新能源汽车产业。对制造商的补贴可以使较高技术水平的制造商获得更高利润，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胜劣汰。政府补贴主体应由消费者逐步转向制造商，通过政策引导制造商和消费者进一步增进其对新能源汽车质量的重视程度，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良性发展。     

中国新能源汽车10年推广效果研究：空间效应视角

过去1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关注下得到了飞速发展。为了清晰地透视全国城市层面10年的产业推广效果,本文采用2018年全国296个城市的数据,基于空间视角,构建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广效果的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分别从两个层面即示范与非示范城市、五大典型城市群,实证考察了城市政府支持、城市公共交通、城市科研能力等主要因素对新能源汽车在全国的推广效果。研究发现,无论是示范城市还是非示范城市,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都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关,但在示范城市中的显现性更高;在五大城市群中,研发能力和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他因素的影响效应差异性大。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竞争格局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建构产业体系,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可能性。研究表明,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更多地应该是从区域视角,充分发挥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最终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城市、城市群和全国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提升及市场推广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新能源汽车市场开拓的政府补贴机制研究

市场培育与开拓成为阻碍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采用多Agent方法构建政府通过补贴对具有行为外部性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的销售努力进行激励的模型,研究政府补贴力度、获取补贴的销售目标等因素对系统相关绩效的影响,并将经验权重魅力值学习算法引入到政府动态调整补贴力度以开拓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研究中,对比政府静态补贴和动态补贴对相关绩效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政府应从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入手,努力扩大市场需求规模;销售目标对于汽车市场开拓具有正向作用,但在制定能否获取补贴的销售目标时应采用适度原则,并采取多种策略相结合的方式激励销售企业;重视和培养该行业中先锋企业的开拓能力,以先锋企业带动其他企业共同增强新能源汽车市场开拓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并发挥企业之间的行为外部性;政府采用动态补贴机制会优于保持补贴力度不变的静态补贴机制。研究结果为政府在多周期补贴过程中合理决策补贴力度和销售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与保有量影响研究: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与产品差异化

以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和整体质量的补贴政策为背景,建立包括政府、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在内的动态博弈模型,将产业数量目标、高质量发展目标及补贴预算约束等政策特征纳入模型,对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以及差异化单位补贴政策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发现：在确保政府补贴绩效为正的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单位补贴可增加新能源汽车的 市场需求量,并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水平;叠加的销售奖励不仅可改善单位补贴的市场结果,还可提高政府补贴绩效.考虑汽车质量的差异化单位补贴在不降低市场需求总量的同时,可减少低质量车的需求量并增加高质量车的需求量.单位补贴的最优值主要由政府设定的数量目标和制造商单位成本决定,数量目标和单位成本越高,则单位补贴越高,但政府补贴绩效越低.     

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的车企生产决策及最优补贴研究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汽车市场接受度是影响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关键因素。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在依托补贴等利好政策的同时,对车企的市场适应力也提出更高要求。本文运用效用模型分类消费者购车需求,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探究不同购车需求下车企最优生产决策,再通过求解Stackelberg模型得到考虑环境影响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补贴。结果表明,随着消费者意愿支付的提高,市场从一家车企生产向两家车企生产过渡。消费者环保意识较高时,新能源车企先生产,反之则传统车企先进入市场。若平均意愿支付低于传统车成本,随消费者环保意识提高,传统车最终将被挤出市场;反之传统车将始终与新能源车共存。新能源车企不生产时,政府一定不补贴;新能源车企生产时,政府不一定补贴。当市场上仅有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环境影响较大时政府不补贴;当两类汽车同时生产,两类汽车环境影响差异不大且意愿支付较低时政府不补贴。当两家车企共同生产且两类汽车环境影响差异较大时,补贴实施后传统车将退出市场。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与保有量影响研究: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与产品差异化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和整体质量的补贴政策为背景,建立包括政府、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在内的动态博弈模型,将产业数量目标、高质量发展目标及补贴预算约束等政策特征纳入模型,对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以及差异化单位补贴政策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发现:在确保政府补贴绩效为正的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单位补贴可增加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量,并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水平;叠加的销售奖励不仅可改善单位补贴的市场结果,还可提高政府补贴绩效.考虑汽车质量的差异化单位补贴在不降低市场需求总量的同时,可减少低质量车的需求量并增加高质量车的需求量.单位补贴的最优值主要由政府设定的数量目标和制造商单位成本决定,数量目标和单位成本越高,则单位补贴越高,但政府补贴绩效越低.     

电动汽车潜伏待发

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全球汽车产业陷入低迷,再加上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人类对环保认识的加深,使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将目光聚焦于新能源汽车。以纯电动车、混合动力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在4月的上海国际车展上无处不在,国际汽车巨头将新能源汽车作为其展示重点,国内自主品牌,如奇瑞、比亚迪、海马、吉利、长城和众泰也同样带来了各自精心研发的新能源汽车,几乎每家参展企业都将新能源汽车作为展示重点之一。     

产业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研发策略的微分博弈研究

针对产业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研发问题,本文以单个研究机构（大学、科研院所）和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微分博弈模型,运用HJB方程分别分析了三种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博弈情形下研究机构和企业各自的最优研发努力程度、最优研发收益、双方最优研发总收益以及企业对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补贴。通过对三种博弈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1）研发投入补贴作为一种激励策略,可促进研究机构研发努力程度、研究机构与企业各自研发收益以及双方研发总收益的提升;（2）协同合作博弈情形下研究机构与企业各自研发努力程度、各自研发收益和双方研发总收益均优于非合作情形。为协调研究机构与企业的产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行为,通过讨论收益分配系数α的取值范围进而分析产业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研发的收益协调机制。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理论推导的结果。     

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R&D激励政策评价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同侪激励机制下政府补贴对制造商绿色研发影响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地方财政支付压力过大的问题,制定合理的补贴机制激励制造商绿色研发,是实现政企合作双赢的关键。在同侪激励视角下建立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的演化博弈模型,结合静态激励和动态激励两种方案,分析双方博弈中的局部稳定性,探讨同侪激励基金、补贴系数等因素对群体演化路径的影响,从合作机制层面验证了同侪激励的可行性:较低的政府补贴支出仍能激励制造商绿色研发,较高的政府补贴支出可能导致补贴困局,动态调节的同侪激励机制可以协调政企双方不稳定的合作关系。     

产业链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不同最终产品市场的视角

在国际竞争加剧和国内工业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生存压力日益加剧,制造业企业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寡头博弈模型,发现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一国企业,在面对国外垂直一体化的企业的竞争时,实现转型升级所需掌握的核心技术水平受到最终产品市场类型、最终产品相对质量以及最终产品差异化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最终产品市场类型还会影响最优研发政策的稳健性：最终产品市场位于国外时,政府不应对企业研发行为进行干预;而当最终产品市场位于国内时,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不仅会促进社会福祉,而且可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基于阶段划分的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研究

基于环境策略在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的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创新策略。本文在碳减排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进行研究,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及政府补贴激励,构建了政策驱动下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企业碳减排是否存在最优策略,同时探讨该最优策略能否实现行业帕累托最优以及如何实现。研究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存在最优,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激励政策引导,且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与创新收益的增加而减少。此外,根据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的数据,对模型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赋值,并以水泥企业为例,通过典型算例分析和关键参数灵敏度分析进行模型有效性验证。算例分析结果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碳排放交易下的补贴激励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本文从阶段划分的视角对碳减排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可为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的实施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政府补贴方式对绿色供应链制造商减排决策的影响机制

考虑制造商自主研发减排与外包减排任务两种情形,研究政府分别依据减排研发和单位产品减排量进行补贴下供应链的最优决策问题。从供应链制造商的角度,对给定政府补贴方式下,制造商的两种减排决策进行了对比,同时从政府的角度,在制造商特定的减排情形下,两种政府补贴方式的减排效果进行比较。进一步,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两种补贴方式下补贴系数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政府采取依据减排研发的补贴方式进行补贴时,自主研发减排情形下制造商利润大于外包减排任务情形的利润;当政府采取依据单位产品减排量的补贴方式时,相比外包减排任务,制造商选择自主研发减排均能得到更多的减排量和利润。当制造商自主研发减排时,政府依据减排研发补贴方式比单位产品减排量补贴方式的减排效果更好,但利润较低;当制造商外包减排任务时,两种政府补贴方式的减排效果和利润均相等。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以上结果,同时表明补贴系数对减排效果和利润具有显著影响。以上结论为政府制定合理的补贴方式及企业减排策略的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     

非线性技术演化条件下的专利研发投资决策研究

本文将基于TRIZ理论的非线性技术演化规律引入到专利研发投资的期权博弈模型中,分别在完全垄断市场和双寡头竞争市场条件下,讨论了受技术演化影响时企业所蕴含的实物期权特征,并基于博弈均衡分析了企业于技术演化时间轴上进行专利研发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和面对具有不同投资风险技术时的应对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在非线性技术演化条件下,完全垄断市场中的企业投资临界值会随技术发展下降,进而促使企业对高技术风险专利展开提前投资;在双寡头竞争市场中,企业会为争当领导者而选择放弃其期权价值,将投资提前至专利价值较低的技术发展初期执行,形成非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投资均衡;此外,企业会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呈现优先投资的偏好。本文的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在技术发展初期就进行高额研发投资的动机,以及技术自身属性如何对投资决策造成的影响,可以为现实中企业在面临类似投资问题时做出理性决策提供参考。     

政府补贴能激励企业创新吗？——基于演化博弈的新创与在位企业创新行为分析

为考察政府补贴激励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文章将补贴对象、补贴强度和补贴环境纳入同一框架，分析补贴效果与企业属性、补贴强度和竞争程度的关系。首先以企业创新偏好的异质性为前提构建政府补贴下新创企业与在位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和补贴强度的变化影响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机理；然后利用门槛模型和我国143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补贴强度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不同企业创新选择行为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更易对新创企业产生激励作用；只有在补贴强度超过阈值的情况下，政府补贴才能促使不同企业均选择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弱化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除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支持力度以外，还应对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并针对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合理的补贴资源分配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