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1900年,俄国利用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全面入侵东北,激化了与日本的矛盾,从而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为了维护东北主权,清政府利用日俄矛盾,进行中俄交涉,使俄国承诺撤军。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鉴于未来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采取了中立的外交政策。随着战争的发展,当出现日俄两国分割东北势力范围的倾向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及时调整。战争结束后的日俄和谈中,中国作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却被排斥于和谈之外,最终无奈地接受日俄重新划分东北势力范围的现实。     

兼差大过本职：李鸿章与“北洋大臣”的职分转换

1870年11月12日,清政府的对外官制有重大调整,三口通商大臣被裁,直隶总督李鸿章授钦差,兼理通商事务,即在直隶总督的本差之外,兼任北洋大臣,一身二任,治内御外,治所也分为保定和天津两处。此乃清朝官职前所未有的特例,预示着清朝外交的变通,复成为“北洋”概念转换的节点,并开启汉族大臣介入晚清外交的新局。北洋大臣事同创始,责任綦重,成为具有处理国家外交、国防、兵工性质的职衔,职掌范围远远超过直隶总督。李鸿章身后,“北洋”的概念又有流变与放大。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南北洋大臣参与晚清外交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北洋大臣常常是作为总理衙门的外交总代表,分担大部分外交事务,其参与外交的指导思想、外交策略、外交准则、运作方式等构成南北洋大臣参与外交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围绕着＂和戎外交＂的指导思想和＂以夷制夷＂的主要策略展开的。     

新媒体时代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 话题演进与情感判别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形式愈加多元化，参与模式与程度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基于新浪微博中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编制阶段公众参与的全部微博、评论和转发数据，对公众参与热点话题的时空演进及相应情感的研究表明：规划热点话题受到的持续关注度较差，具有典型间歇性和爆发性；各区关注的热点话题分异明显，揭示了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时空偏好特征；公众参与程度也表现出空间不均衡特征，参与主体聚集于主城区；不论是总体情感还是分话题情感，大多表达出消极态度；从不同用户类型的情感倾向来看，蓝V和黄V用户的情感态度相对较为积极，而普通用户则持有较多的消极态度，揭示了网络空间公众参与的特殊性。     

《传奇》的回旋叙事与张爱玲的反线性发展观

意象、代际与色彩这三重回旋共同构成了张爱玲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的回旋叙事。意象回旋将时间体验空间化,既支撑起了叙事空间,又使日常生活替代革命而成为永恒的时代主题,传达了反线性的时间观。张爱玲不仅从时间观上反抗线性发展观,更借助代际回旋将其抵制行为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之上。代际回旋着眼于代际之间的命运问题,揭示了命运的循环相生,宣告了反种族进化观立场。然而,反线性发展观并非张爱玲回旋叙事的终点,而是通向个人价值的桥梁。色彩回旋彰显了这一特质,红色系回旋与前进、蓝绿色系回旋与守旧分别建立起话语关联。在红与蓝绿两种色系的统摄之下,张爱玲塑造了存在于现实与记忆中的两类人物,使存在的依据由真假判断转化为以个人性为标准的价值判断。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后,与日本的交涉事务成为清政府善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此役的主战场暨争夺目标之一,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战争善后工作的地方行政单元。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与地方主持人:在协助中央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之余,还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与日本驻奉天军政当局展开交涉。这些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利益。重新梳理交涉的来龙去脉,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觊觎与侵略,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以及在处理这些事务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与种种无奈。     

怀疑主义与认知价值

当代知识论越来越重视认知价值的研究,但从认知价值角度去重新思考传统怀疑主义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历史上的怀疑主义者既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又主张我们应该悬置判断。因此,他们不仅预设了一个高的知识标准,而且预设了一个价值标准：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是没有认知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标准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即使无法达到怀疑主义者所设定的知识标准,也不必悬置判断。假设怀疑主义者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同时认可“有些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也有认知价值”,那么怀疑主义就没有很大的威胁性,因为即使我们无法获取知识,也可以获得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取得认知进步。此外,摩尔主义、语境主义、溯因主义这几种对怀疑主义的主要回应是否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对认知价值的讨论。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须立足我国现存法律框架与司法实践,对审判中心的内涵及其延伸功能进行重新诠释,再从审判中心出发,认真审视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检察机关应进一步规范行使公诉权、扩张不起诉裁量权、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以实现刑事裁判主体地位回归法院、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以及发挥诉讼流程终端控制机能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同时应以犯罪分层为标准,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兼论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

1909年北京学界于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是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桩标志性事件,学者们对此多有考订。根据新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可确认公宴时间为1909年10月4日,另外此次公宴的参会人员有18人,包括王国维,此日记为考察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之间的学术因缘提供了珍贵史料。此次公宴原本具有双重意图,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敦煌文献刊布的目的,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     

我国高校财务治理中的财权配置现状与优化

财务治理的效率关系到我国高校的办学绩效和健康发展，合理的财权配置是实现高校财务治理的基石和重要内容。随着高校收支规模的扩大和来源、支出结构的复杂化，优化财权配置对改进和提升教育产出的意义愈加重要。当前，我国高校财权配置存在相关制度规范和管理架构不完善以及共同治理乏力等问题，成因涉及历史、政策和治理等诸多方面。高校应当采取强化预算过程、推进网络治理和落实责任中心管理等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对优化高校财权配置、完善财务治理、提升资金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事权落实、改进办学质量并提高教育产出具有重要作用。     

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

斯瓦伯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出“我即我脑”这一命题。若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阐明心、身范畴及其关系,那么单纯的“我即我脑”这个命题不但显得“褊狭”,而且会引来不必要的误解。近代以来,科学物质主义和二元论在面对心-身问题时都有其不可解的困境。对于这些困境,有必要在两面一元论、泛心论和泛体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 任何现实实体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都是以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的,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即心和身)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不应该用因果作用的概念来刻画,世界的物理方面是因果封闭的,意识本身是非因果作用的。     

养老计划倾向与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养老计划倾向作为一种行为因素，可以通过提高风险认知与管理意图，增加家庭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养老计划倾向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计算过养老费用的家庭会系统性地提高参保概率，计算过养老费用与否引致的参保概率差异占样本平均参保水平的40%以上；（2）养老费用计算结果也体现出逆向选择性，预计养老费用越高的家庭越倾向于参与商业养老保险；（3）养老计划倾向还会提高家庭对除商业养老保险外其他类型商业保险的需求，从而提高家庭整体商业保险参与水平。因此，提高家庭的养老计划倾向能有效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甚至整个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人民力量的回归——第三波民粹主义再评价

作为一股政治与社会思潮,第三波民粹主义席卷欧美发达国家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除了经济因素,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第三波民粹主义在欧美兴盛的原因。在选举政治中,移民、少数族裔、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议题成为欧美国家选民的重要关切,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在充分发展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民主制度里,民粹主义取得了完全的影响力。民粹主义同民族分离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等极端思潮存在合流趋势,影响着各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给世界政治局势带来不确定性。第三波民粹主义既是对精英政治的反叛,又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它表现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疑虑,代表人民力量的回归,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     

《皖政辑要》所见晚清安徽的中外交涉

作为一部反映晚清安徽政情的史籍,中外交涉是《皖政辑要》文献记载的重要内容。在该书中,编纂者列《交涉科》于各科之首,并依照中外交涉的主要事项设立子目,从"商约"、"教务"和"合同"三个方面再现了晚清安徽中外关系的概况,因而具有了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与企业贷款行为——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微观视角研究

货币政策调控会先影响企业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容忍度,进而对企业的贷款行为产生影响。并且,金融危机冲击和货币政策调控会引起不同特征企业贷款行为的异质性反应。经验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引起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上升,而企业风险承担上升也显著引起其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加,中小企业、股权分散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其银行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更加灵敏,而企业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敏感度有所下降,大型企业、股权集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传导的银行贷款行为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更大。     

并购情境下领导群体原型典型性与下属上向信任的关系——组织身份凸显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社会身份理论,在并购情境下,领导的群体原型典型性作为领导群体身份特征的表征,对内群体下属的上向信任存在正向预测作用,即高群体原型典型性的领导更容易获得下属的上向信任。而领导的组织身份凸显性作为领导组织身份特征的表征,负向调节领导的群体原型典型性与上向信任之间的关系。     

论汉文佛经通假字对佛经词语研究的价值

汉文佛经通假字数量众多,特色鲜明,与佛经词语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佛经词语研究中,掌握、辨识通假字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有助于考释词义,正确解读经文;二是为已有研究成果提供新的思路和证据,做出新的解释;三是有助于辨明佛经文本中因不明通假而产生的臆改,使佛经词语研究建立在可靠文本的基础上;四是有助于破除词语用字的迷障,准确判断词语的产生时代;五是有助于辨明词语书写形式,进而在讨论词典编纂问题时避免误谈词目失收。     

二元学习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组织内部协作网络的调节作用

组织学习是驱动企业创新、实现技术追赶与超越追赶的关键因素,如何合理组织企业的利用式和探索式学习是企业构建研发体系的关键问题。学界对二元学习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时,组织内部的情境因素是影响组织二元学习和创新绩效关系的最根本因素,组织内部研发协作网络是二元学习的重要载体。基于美国半导体行业企业十年间的专利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二元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联合二元学习能够积极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平衡二元学习则会降低企业的创新绩效;内部研发协作网络密度在二元学习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的内部协作网络密度越高,联合二元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弱,平衡二元学习对创新绩效的负影响则加剧。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持续着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从“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到今天的“方法之争”,即用什么和怎样来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其中,回视传统、挖掘经典成为这种探寻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即向中国古代思想寻找资源成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新趋势。目前,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可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创新性研究、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问题应用性研究。以国际关系视角重新解读古代经典和传统思想会存在语言、方法论、选取偏好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回归历史、重视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转向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自省和成长,即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成果和确立自身文化传统根基的平衡中寻求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不仅反映了Glocalization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效应,也是对中国思想界悬置一百多年的东西（中外）和新旧（古今）两大难题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