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的创作与接受”研讨会综述

在上海大学影视与文学创作批评中心组织的“《南京！南京！》的创作与接受”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的教授们与该片导演陆川从社会文化及电影史等多个角度,对影片创作与接受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进行了畅所欲言的探讨和交流。石川、陈犀禾、葛红兵等教授认为,影片所采用的多重角度叙事,一方面突破了中国抗战题材影片传统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的观影困境,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尴尬和争议由此产生。曲春景教授指出,“反法西斯” 环节的缺失是影片创作与接受之间出现错位的主要原因,反法西斯维度的建立是反思战争的前提。金丹元教授、程波和葛颖副教授、黄望莉和陈晓达老师以及影视学院的研究生们从电影的叙事立场与中国观众的观影心理的角度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葛红兵教授、刘海波和聂伟副教授还谈到了导演陆川对同类影片的超越,认为该片超越了中国以往同类题材的影片。陆川导演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导演阐述,认为将“小概率的日本人与普遍意义的中国人”并置,“是对创作的一种不公平”;所谓表现“日本人的忏悔”是一种误读。     

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和继承编中不再有宗祧继承的规定,使地方宗族在处理立嗣和族产继承问题时失去了法律依据。在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中,围绕本地大族季氏1929年至1932年修谱前后所发生的诉讼档案,展现了宗族在近代社会、法律演变背景下的主动调适和转变。宗族没有跟随新民法放弃宗祧继承,而是一方面积极调整族规谱例,限制、规范立嗣行为;另一方面,用“民主”这种新的权力话语取代“宗法”的话语,以民主评议会这种形式为族规提供新的合法性。     

民国时期“部聘教授”群体研究

部聘教授制度是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建国、发展学术、培养人才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前后两批共45名教授当选为部聘教授。通过对部聘教授产生过程、基本情况以及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对这一群体会有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部聘教授产生过程中,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重视荐选环节、严格掌握学科和人数、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等几方面的做法,能为当今推行教师聘任制提供借鉴。     

“本党电影宣传”与“民族国家建设”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及其历史命运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试图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抗战建国”、“戡乱总动员”等思想策略以及教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官营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等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在此过程中,一批国民党官员、文人和各领域专门人士,通过函件宣言、演讲报告与发表文章、身体力行等方式,为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各级机构发布有关电影审查、文艺奖励与文化发展、文艺宣传的函件、法令、纲领和议案,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电影指导委员会,并制定相关章程、规则、条例和标准等,来检讨国产电影的封建伦理道德,抵制欧美电影的辱华行径,防备苏联电影的“革命”思想,清除左翼电影的“阶级”意识,并以“党化教育”与“文化统制”的积极姿态行使中央政权在电影传播领域的使命和职责。当然,由于政治、军事、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原因,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制度始终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深度、广度和效能。     

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

兴宁县位于韩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祝允明主修之《正德兴宁志》,为韩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该方志有关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的记载,为讨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提供有力佐证。作者发现,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猺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原来活跃于南岭山脉崇山峻岭间的“山贼”、“流贼”及其后代也更多地服从官府的管治,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乡村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猺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     

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古典文学没有“思想”？ ——与张宝明先生商榷

张宝明先生的大作《人文学：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再诠释》提出以“人文学”来整合文学史与思想史之关系，问题意识与探索精神难能可贵。但张文观点偏颇，逻辑混乱，论述古典文学的部分尤其突出。其要者有如下数端：一、挦扯学术概念。如其对“人文”、“思想”等概念之阐释，能为其所用者存，所不能用者弃；二、立论准的无依，莫衷一是。如以文学史、思想史之联系来肯定现代文学，以二者之贯通来否定古典文学；三、罔顾史实，师心遣论。如其以“五四”为标准的所谓现代性思想来通盘否定古典文学的思想性，既不符合古典文学实际，也不符合“五四”知识分子对古典文学的态度；四、自相矛盾，捉襟见肘。如其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关合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二者有“普遍”和“天然”的联系；既为“普遍”、“天然”，何以古典文学又被排除在外？疵累种种，实难尽说，故草成此文，以就教于张先生。     

“非遗”档案式保护的国际法立法探析

档案式保护是国际法规定的“非遗”保护模式,以提高“非遗”生命力为宗旨。“非遗”档案化是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有关科研、教育、宣传是保护主要内容,鼓励社会广泛参与是保护实现方式。     

为政与良知——阳明学者邹守益的为政理念及其对江西地方官员的影响

邹守益是阳明后学中与地方官员交往人数最多、并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他与江西地方官员的讲学、交游、通信、撰文等种种交往，都是实践并传播良知学政治理念的方式。他把为政之道区分为三个心性层面：以私欲为政，以资禀为政，以学为政。后者即政学一体、万物一体。这些理念对官员的学术倾向、文教举措、个人品行及心性工夫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明代儒学弘扬路线由“上行”转为“下化”的情况下，阳明学者将“得君行道”转为“得官行道”的努力，是儒学在地方社会施展“上行”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儒者实践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     

“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

初思想家颜元的学思历程,在既有研究里呈现为一种标准论述：颜元在39岁之前名叫朱邦良,他在34岁那年获知了自己实为颜氏子,因其父早年为朱氏养子,故他出生后方冒朱姓;随即他的学术面貌也发生了激烈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笃信程、朱变成力反程、朱。39岁时,他归宗颜氏,名为颜元。由此他的学术生命大体以34岁为界,分为此前的“朱邦良”和此后的“颜元”两个阶段。从“朱邦良”到“颜元”的转变也成为清初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传统的意见基本认同“颜元”是“朱邦良”顿悟的结果,近来的研究则认为“颜元”是由“朱邦良”逐渐蜕变而成。事实上,通过对他学思历程中若干节点和面向的重建,可以看到早在学变之前,“颜元”就已经站在“朱邦良”的身边;“颜”“朱”两种学术性格始终并存且相互竞争,34岁时的学变并不是“朱邦良”变成了“颜元”,而是“颜元”通过奋斗最终击败了“朱邦良”。对“颜元”的诞生过程尽量真切的了解,是评估在清初震动一时的“颜李学派”的坚实基点。      

“文明化”视野下16—18世纪法国的拉伯雷阅读史浅析——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16—18世纪是法国“文明化”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转型对拉伯雷阅读史的演变具有决定意义，并在法国人对拉伯雷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粗俗”的“物质—下体因素”的阅读感受中表现出来。17世纪中叶以前，无论贵族、教士、市民，无论男性、女性，不同阶层和性别的法国人都能欣赏、理解或至少不反感这些因素。即使是激烈批评拉伯雷的人，他们的着眼点也主要在于拉伯雷的宗教倾向，而与小说中的“粗俗”元素无关。而17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以宫廷社会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文明化”，使拉布吕耶尔和伏尔泰等人“突然”发现了“肮脏”、无法理解的拉伯雷。巴赫金的研究尽管对文艺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但必须指出，他对拉伯雷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文化存在明显误读，特别是把“官方”与“民间”概念绝对化和截然对立，并把16—18世纪的文化混为一谈。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词意味着“科举之学”及“分科之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翻译science并赋予其近代意蕴。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近代science,并使其内涵不断演化和发展,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由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观渐趋丰富、全面,使之具备“学术分科”的形态、探求“公理公例”的主旨以及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     

当代大学生个性写作“绿化”体系的立体构建

构建以生活需要、情感需要、审美需要为主导的写作动机层次，以“绿化”个性写作动机系统；开展心理问题辅教和培养个性元认知素能，促进个性写作心理自我“绿化”效能；运用“五步推进”教学模式，优化个性写作教学“绿化”进程。以当代大学生为本，以上三者立体地构架了个性写作“绿化”体系：前者是基础和前提，次者是根本和难点，后者则是关键和重点。     

上古后期支、脂、之三部关系方言地理类型研究

支、脂、之三个韵部在上古早期相互独立，但从上古后期开始出现合并趋势，且不同地域合并路径各有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方言地理类型差异。支、脂部关系密切的“北方型”和之、脂部关系密切的“南方型”在上古后期已经形成。“北方型”中“秦晋型”“齐鲁型”两个阶段式亚型的支、脂相通有声母条件的差异，其中“齐鲁型”是“秦晋型”继续发展的结果。南、北方言交互影响地带则呈现出南、北地理类型的叠置现象。     

近代中国“文学”源流（1844—1876）

鸦片战争前后,西人来华使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了变化。在史地著作、条约、传教士刊物等文本中的“文学”事物、观念各有差异。在本土新闻纸及“采西学”的讨论中,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同样纷繁复杂。这种差异既与各自讨论的具体事理有关,也与观念的来源依据有关。近代早期“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着分科确立以后的学术重建。     

七十年来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

概览七十年来域外学者有关《边城》研究的论文、论述,其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中国人形象说、悲剧--命运说、象征--原形说三种类型。域外学者认为,一部《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写出了“无垢纯真的中国人”的形象;“爱的神曲终成一曲让人忧伤的挽歌”;一部《边城》充满着复杂的象征意义,《边城》中的“‘死亡与再生’,是作为原型而存在的”。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