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与“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机理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利用30个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内在机理。基于门限回归模型,估计了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3因素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临界值;利用Hausman检验分析了门槛变量的影响效应,并且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通过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做产生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1)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显著的存在基于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的单门槛效应,制度、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改善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可能因素是资源依赖度,而丰裕的资源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3)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是自然资源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途径。     

生态效率视角下的资源诅咒:资源开发型和资源利用型区域的对比

从单一的经济增长视角拓展到多维的生态效率视角来考察资源诅咒是否成立,对于区域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新的数据包络模型测算2001年-2011年中国省域生态效率,比较了资源开发型和资源利用型区域的生态效率差异,测度了规模效应的贡献,提出并利用结构控制法构造对照样本,考察了资源开发型区域中两类部门的效率差异及其贡献。研究发现:基于经济增长维度的比较表明资源诅咒现象不明显;资源利用型区域的生态效率平均为资源开发型区域的1.6倍以上,表明基于经济、资源和环境等多维视角时资源诅咒现象显著存在。对资源开发型区域的进一步研究显示,其生态效率有60%以上来源于规模效应,且其资源利用部门的效率严重低于资源开发部门的水平,对总体生态效率的贡献不到40%。资源诅咒现象和生态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源开发,而是资源丰裕环境下的资源浪费行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改变资源开发策略,而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资源角度分析区域经济集聚

区域经济集聚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区域集群,产业集聚与一定地域拥有的资源相关。长期以来,不论是正统经济学发现的"外部经济",还是经济地理学强调的"区域空间联系效应",抑或是新经济地理学揭示的"报酬递增效应",都注意到了经济集聚下的收益递增事实,但由于缺失了对区域资源特性的分析,往往混淆了集聚的原因与结果。     

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

本文基于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的视角考察我国企业是否存在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结论显示:企业政治关联阻碍了企业创新活动,降低了创新效率,且这一负面效应大约会持续到企业获得政治关联后的第三年,从而证实了我国企业存在政治资源诅咒效应。其次,我们分析了政治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发现政治关联会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助长过度投资等影响企业创新,导致企业技术创新乏力、资源分散并产生挤出效应。最后,我们考察了创新与企业未来业绩敏感性以及政治关联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发现政治关联也弱化了技术创新与企业业绩敏感性,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性,即政治资源加剧了企业粗放式发展,阻碍了企业自主创新,并最终无益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资源诅咒”的假说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这一命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完全成立,自然资源是否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仍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从发生和未发生"资源诅咒"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人力资本投入和产业结构三方面论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解释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使用2009-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长短期效应差别以及市场化水平作用。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之间具有显著“U”型影响关系。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经济韧性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当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尚处于初期阶段,其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短期效应为主;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对此,应推动区域集中布局,实现高新技术企业错位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改善跨区域负向空间溢出格局;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降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负向影响。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增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分省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heil指数测算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按照多种空间尺度进行区域分解;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最小二乘法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年之前,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地区内而非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和科技创新水平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等结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基于集聚效应的江苏高技术产业实证研究

本文从集聚效应的视角,推导出区域总量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以此计算出江苏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指数。对江苏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江苏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指数在1994-2008年呈逐年上升趋势,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指数与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技术产业集聚所发挥的效应非常显著,高技术产业集聚推动了江苏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从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的视角去探讨江苏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因,为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本文在论证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自然资源诅咒的同时,重点研究了制约资源诅咒现象的经济因素。通过模型的构建和运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我们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约我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源诅咒现象。另外,实证结果还揭示了金融支持作为缓解资源诅咒重要途径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源的硬约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     

空间集聚、规模门槛与技术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关于空间集聚、规模门槛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空间集聚对技术创新影响的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但是溢出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对于规模门槛而言,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是线性关系,城市规模越小,专业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城市规模越大,多样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更显著.与大企业相比,多样化集聚对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明显.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部地区的比较明显,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金融集聚如何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时空双固定的SPDM与PT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金融集聚从资本支持、资源效率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贡献日益凸显,而这种影响的空间效应有多强、范围有多大以及时空过程有何规律性,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空间距离衰减与中间机制两大假说,利用中国2003-2014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与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考察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衰减边界,并对导致二者之间产生非线性关系的中间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溢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300公里以内为负向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400-600公里则为正向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②在金融集聚、城市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三种机制调节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梯度式"增强的特征,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机制的介入过程中,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却是一个"先减后增"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     

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

以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引入其中,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分析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资源价格可以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初级资源开采活动,使制造业部门和R&D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最后,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为理论解释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支持.     

资源配置最优控制模型研究

针对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和劳动力过剩的实际情况,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长期趋势出发,建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最优控制模型,并通过对模型的实证分析,探索在各种资源约束下经济发展最优化的有效途径,为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厂商理论的区域产业边界和最优要素配置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核心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和要素资源呈现不同层次紧缺的大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和引导区域资源配置,优化产业发展方向,确定包括新兴产业在内的产业发展战略,是每一个地区新形势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零边际成本趋势驱动下,区域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资源禀赋,资源流动性加强,区域产业发展的选择更加广泛和灵活;另一方面,资源日益短缺和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上升,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也随之变化。基于厂商理论,将区域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主体,在考虑区域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的基础上,构建区域产业边界模型和产业的最佳要素配置结构模型,开创了资源和商品全球化趋势下的产业升级战略的研究范式,探索了成本约束下的产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模式,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产业升级战略和资源配置研究提供理论指引,为区域制定个性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实践依据,同时对零边际成本社会趋势下的产业格局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得出:产业边界能够在一定程度下反映区域产业长期演化趋势,在完全市场经济下产业边界是产业发展的最优规模;区域产业的要素配置格局取决于产...     

CAFTA产业集聚与平衡发展效应实证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在中国主导下成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CAFTA）,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国的产业集聚与产业发展,并通过经济一体化效应,促进东盟各成员国产业升级和平衡发展,本次研究在空间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应用产业集聚常用的H指数和模型分析,实证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集聚到平衡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有效协调的一体化机制成为自由贸易区的平衡机制;协调加速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的最终结果将走向产业平衡。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带有资源环境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深入认识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二者的关系,是科学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证据都十分有限。本文从绿色金融研究的理论脉络入手,构建了带有资源环境约束和金融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问题”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偏离最优水平,而绿色金融机构能够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改善经济增长路径,降低稳态中的环境损害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基于理论模型,本文使用2005年至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活动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证据有力地支持了理论模型的推论。据此,本文指出,发展绿色金融的核心是“绿化”金融机构的运营理念和投资决策,从改善经济体的资源配置状况入手,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此外,本文的理论模型将绿色金融的研究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也为绿色金融的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     

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研究

21世纪以来,ICT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为检验中国ICT资本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本文运用PIM系统估算了2003-2016年期间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ICT服务业和非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研究发现,中国ICT服务业存在明显的"投资不足",但在2012年以后有所缓和;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在各地区表现非均衡分布,但其差距趋于收敛;ICT服务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在0.1605-0.1705之间;从时间趋势来看,考察期间内ICT服务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断增强,从区域差异来看,ICT服务业资本产出弹性在东、中和西部呈依次递减趋势。本文研究证实中国ICT资本不存在"生产率悖论"。     

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但之前大部分区域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实证研究都忽略了空间相关性,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偏差。本文首先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研究了2000-2009年间中国各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进一步从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两个方面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存在着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局域相关显示出其空间集聚特征;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省份企业家创业活动对本省企业家创业活动有正向影响。基于模型分析结论,提出了引导创业资源空间合理流动、促进省域企业家精神发展等政策建议。     

房价变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构建房价-资本模型，分析房地产行业投资收益对工业再投资的影响，发现：地区间适当的房地产行业投资收益差异有利于工业企业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差异较大则导致资本流向房价增长过快地区的房地产行业；若地区间房地产行业投资收益差异既定，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对产业转移起阻碍作用，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起促进作用。利用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验证了：（1）较低的房价增长率促进了北京市相对低效的资本向外转移，但是北京市与周边地区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又阻碍了该趋势。（2）核心区流出的资本优先向次发达地区转移，而落后地区则有被彻底边缘化的风险。为实现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京津冀地区房价的宏观调控、防止房价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要制定针对边缘地区的优惠政策，引导非首都功能向周边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