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在江西省城市化进程中效应的实证检验

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有正的效应,通过经济增长又对城市化水平具有正方向的影响,同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又通过边际负效应进入社会效用函数,从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环境污染对城市化的总效应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对比。本文利用IUPAT模型结合江西省11个地级市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江西省城市化的资源环境效应进行分析。     

产能过剩偏向性与环境污染——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如何从矫正制度性缺失来破解我国环境污染较难根治且易于反复之谜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尝试从行业和企业两个维度,基于中介效应模型,以产能过剩偏向性为视角来廓清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之殇,并以顶层设计为抓手来明晰环境污染治理之道。研究发现:(1)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依赖于产能过剩在行业和企业维度上的偏向性,产能过剩是影响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不同维度产能过剩的偏向性能够对环境污染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2)产能过剩偏向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主要通过能源结构锁定效应和产业结构固化效应而加剧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偏向于国有企业主要通过技术结构低端化效应而影响环境污染;(3)产能过剩偏向性作用于环境污染的路径不仅存在显著的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还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异质性、水平异质性和阶段异质性。文章为推进制度变革、优化存量产能和有效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理论支持。     

区域市场整合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来自中国省级行政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区域市场整合的制度背景下探讨对外直接投资(ODI)对母国经济增长的逆向溢出效应。首先,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建立全要素生产率(TFP)内生于ODI和市场整合程度的理论模型;其次,利用中国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DEA-Malmquist指数将TFP分解为技术水平变化、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揭示溢出效应的传导途径。研究表明:区域市场整合与ODI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在实现规模经济方面不存在显著作用,三方面合成之后二者对TFP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替代效应。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考虑了ODI的内生性,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比较了不同类别样本中ODI的边际效应。     

竞争效应抑或规模效应——辖区细碎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权体制下的地方竞争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力,然而近年来地方竞争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本文通过构建分别表征辖区间竞争强度含义的空间细碎化指标和规模经济含义的人口规模细碎化指标,实证分析了辖区细碎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细碎化的竞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竞争的增长效应经历了先强后弱直至消失的过程,而人口规模细碎化对城市规模效应的抑制则越发明显和强烈,进而阻碍了城市特别是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认识和评价地方竞争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同时也为中国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整合实践提供了经验支持。     

“为有源头活水来”:精准扶贫对农户信贷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业信贷渠道和农业信贷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使贫困户获得农业正规信贷的概率提高了1.93%,正规信贷规模提高了20.43%。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作用逐渐增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第三年,贫困户农业正规信贷概率提高3.45%,农业正规信贷规模提高34.4%;非正规信贷概率下降4.08%,规模下降33.34%,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减弱。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政策效果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反映出该项政策在推动金融扶贫区域间协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相较于贫困县,非贫困县的贫困户正规信贷获得的概率及规模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出中国贫困治理中先"区域整体"后"精准突破"的工作思路。本文还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下的正规农业贷款资金并不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效应,然而极度贫困家庭的正规信贷获得情况仍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对建立健全农村信贷市场成效显著,但极度贫困家庭获得正规金融的渠道还需进一步完善。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质量

文章根据2017—2021年我国3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1)基准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生态环境质量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结论揭示,东、中、西各区域的数字经济对生态环境质量均存在显著正效应,其中西部地区的正效应最为显著;(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激励技术创新而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交通基础设施视角下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本文使用2000~2014年西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的区位熵存在空间分布的一致性,公路密度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能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规模经济、资源禀赋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     

公开信息与股票回报率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采用 1995年7月～2001年12 月中国股票市场的月度数据,考察了公开信息与股票回报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现金红利率和流通股比例对中国股票回报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资本结构、股票价格、市盈率和前一年持股回报率对中国股票回报率影响不显著;还发现四因素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规模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现金红利率效应和流通股比例效应的解释能力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三因素模型;通过对Carhart的四因素模型进行改进,即将四因素模型中的前一年回报率因素替换为流通股比例因素,可以增强其解释能力.     

政府管制、非正规部门与企业创新:来自制造业的实证依据

为什么中国的多数企业醉心于学习和模仿而自主创新普遍不足?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来自非正规部门的灰色竞争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及其灰色竞争行为的确抑制了正规企业的独立创新,促使其更多地转向模仿,但合作创新并未受到显著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正规竞争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在管制负担重的地区更加严重,在资源丰裕或者知识产权保护强的地区有所减弱。     

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卫生服务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对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但基于面板数据对此问题分区域的研究较少。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污染等多重因素,使用中国30个省市区1997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卫生服务对不同区域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医疗卫生服务与居民公共健康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与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公共健康关系呈现倒U型的特征;具体而言:东部区域,曲线已达到拐点,中部区域,当人均GDP为3311元时,曲线达到拐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口死亡率呈正向关关系,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口死亡率只在中部地区显著正相关;全国、东部和中部区域人均医生数与人口死亡率呈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未呈现这一特性;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与人口死亡率在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可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对居民的健康威胁。因此,制定差别化的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服务政策等有利于提升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     

民间金融与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作为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民间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理论探究了民间金融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选取全国地区性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作为民间金融的代理指标,建立VAR模型分析了民间金融对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民间金融在理论上能直接以及通过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而民间金融与货币政策的互动依赖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或正规金融的传导。从实证分析来看,民间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作用方式是先促进后抑制;同时民间金融也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其利率升高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是民间金融和货币政策无显著关系,这是由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没有起到传递作用以及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无明显的互动,由此表明民间金融并不能通过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民间金融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对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和管控民间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能源替代与环境污染治理的两阶段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研究了一个包含污染治理和能源替代的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首先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给出了分别由传统能源支撑和新能源支撑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速度、污染变化速度以及最优的污染治理投资占总产出的比例。然后借助两阶段最优化理论,得到了最优替代节点所满足的方程,发现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最优替代节点产生影响。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给出了经济最优增长路径以及相关参数对最优替代节点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最优的能源替代节点处经济增长不连续,新能源支撑的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传统能源支持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传统能源支撑的经济系统污染的产出弹性较大,则在能源替代发生以后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治理已经产生的污染;另外提高污染治理效率会延缓能源替代,而提高技术对污染的控制效率可以促进能源替代进程。     

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基于生产性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视角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两难悖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环境规制强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基于代际交替模型（OLG）,将环境规制、健康人力资本及生产性资本纳入分析框架,指出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当环境规制强度过高时,则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存在一个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通过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在我国存在这种显著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从长期发展战略看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9.36％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了25年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在这一基础上,2002年,中国又提出了在20年里使GDP再翻两番的新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本文从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比较、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对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影响等方面,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趋势、增长速度及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基于循环经济的西部能源企业发展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西部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提出了基于循环经济的西部能源企业发展模式。该模式由三大环境资源型供应链系统,以及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政策保障组成,涉及企业、政府和供应链多个层次的多协作关系,旨在通过提高资源生产率减少环境污染,是一种兼顾资源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性政策条件——环境技术进步方向视角下的政策偏向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关注政策规制的经济与环境绩效,却并未重视不同类型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偏态情境中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发展的政策条件。本文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数理演绎不同性质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进步方向转变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动态演化过程,再结合我国经济数据进行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是技术研发效率和环境政策累积作用的结果,环境政策会通过影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激励的方式,改变环境技术进步方向。(2)异质性政策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其作用存在不同的着力点和偏向性。其中,研发补贴政策的清洁技术偏向和产出激励效果明显,而规制类政策的环境质量效应优于研发补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非线性U型特征。(3)单一政策干预往往难以破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两难困境,而政策组合的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政策,特别是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以及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同时实行环境税与研发补贴,效果明显优于实施单一政策。但最优的政策组合并非固定不变,而往往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能源补贴改革对资源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影响研究——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动态CGE模型,以化石和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对象,模拟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资源效率、碳排放及雾霾治理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能源补贴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能源消费强度;不同类型的能源补贴政策方案影响的差异性较大,化石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改善和碳排放目标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煤炭补贴能有效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极大促进产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但会不利于环境改善,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人均资源盈余改善,降低污染物和雾霾排放增速;因此,必须注重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协调性和差异性,短期内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长期而言,应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补贴,更加有利于低碳转型和环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