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现今经济学的“根”在哪里？有无“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或“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底是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如此等等,成为有争议的经济理论问题。本文从系统考察汉语“经济”一词的原初语义与运用实例入手,考辨其切实涵义与变迁轨迹,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经济之学”与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逐步发展的“经济学”的分析,考证中国接受“西学”并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努力的艰难历程。文章强调跨世纪学术深进的基础与前提是对本世纪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重点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唯有在中国成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的特有价值,指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与具体应用的要求双向互动,推动“经济”内涵与理论方法的发展演进,提示中西方经济学之渊源关系及后来的发展呈多向性、多元化,不宜简单化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性质、途径与条件

在整个２０世纪里，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始终是外国经济学家的学生，不论他们学的是古典主义、马克 思主义，还是当今在中国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但是，在２１世纪里，中国经济学家还会甘居 这样的“学生”地位吗？中国经济学界从１９９５年开始的关于建立和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的讨论．似乎表 明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变。然而．这种改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有赖于解决２１世纪中国理论经济学 如何发展的问题。这里，首先要回答“中国理论经济学”指称什么，其次要找到建立与发展中国理论经济 学的基本途径，最后要明确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所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调适

1995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出现的“两种范式”之争，即“‘苏联范式’批判”（１）与“‘西方经济学范式’ 危机”（２），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用性以及是否需要进行范式的转换，即用西方经济学 范式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判断（３）。这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一个缩 影。对上述问题人们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基本看法。“肯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适用性，因此不 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否定者”则反之。对待否定意见，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反驳或批判，另一种是在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前提下，从否定意见中反思现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４）存在的问题并找到 解决方法。本文所要做的是后一方面的工作。     

“真理量”范畴之我见

《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发表了钟向东同志的文章“论‘真理量’及其分析”,读来很受启发。笔者基本赞同钟向东同志的观点,认为从定量角度考察真理观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不过,依笔者看来,“真理量”并不仅仅是如钟文所指的“一个认识中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程度,或者说在一个认识中所包含正确性成分的量度”。“真理量”还应包括其它方面的内容,探讨这个范畴还有其它方面意义,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研究。     

非正式制度安排:从新的视角看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长期性、综合性的宏伟工程，是西部地区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的新的重大机遇，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使我们必须从全方位、多角度深人思考切入点的问题。这是西部开发的关键，只有把握住了这一关键，才能更好地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一、从制度的角度切入西部大开发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等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都是抽象掉制度的因素，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变量”，来考察国经济是如何通过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或生产率的变化实现经济增长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把制度作为决定经济增长最主要的…     

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界定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边界如何确定?本文认为,经济学总体上是指关于在稀缺资源约束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的学问体系,它力求多角度地挖掘有限资源中的“潜在利益”,由此形成了多角度的经济学。经济学学科分支体系的发展正是新的挖潜途径不断被发现的过程。社会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人与物的关系)和交易(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基本方面,把人“假定掉”的“纯经济学”和把“努力看作由人控制的变量”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从生产和交易两个方面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两大经济学分支体系。     

作为社会结构的经济制度:分析框架

早在２０世纪初，制度经济学就已经从有选择地勾画几个原则的情形发展到其理论几乎完全超出了新古典主义工具范围的状况。本文认为，这一状况不能为经济制度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要提供这种论证，需要以经典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将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目标和结构之中。经济活动只有通过不同群体协调才能进行，而不能由孤立的个体付诸实施。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以及美国的商业集团和电力公用事业的先驱都被看作是“经济制度的社会结构”的案例。文章认为，尽管这些案例的适度分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在一系统理论论述中是可以容纳这种偶然性的，而且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历史的陷阱。本文为新经济社会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     

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视点--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转型当作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这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思路导致了一些国家转型的受挫。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转型的认识。目前,包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都认识到,把经济转型的研究放在制度变迁和制度演进的框架下优于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的分析,而“中国模式”的转型进程也恰恰支持了这种观点。     

要充分认识基本经济制度的统一性和全面性

通过对十六大报告的学习，文章从5个方面分析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矛盾统一性。当前要纠正一些人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片面性倾向，必须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于”的认识基础。     

迈向“社会学帝国主义”的一条努力路径——对费孝通教授《江村经济》意义的再认识

学术界对《江村经济》贡献认识大体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对象跨越“文野之别”,民族志写作的“动态”与“丰富”,微型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贡献.本文认为,除此三大贡献以外,我们还应当从“社会学帝国主义”努力视角对《江村经济》的学术意义进行再认识.《江村经济》研究所展现出的“实体性”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特色,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特色,使社会学同样拥有并具备走向学科“帝国主义”的研究资源和条件.《江村经济》给予社会学的启示在于:社会学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挑战,一方面,可以走开拓“形式社会学”传统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社会学实体研究的特色资源,从而形成具有社会学特色的另一种学科“帝国主义”努力方向.     

经济学研究要了解实际 分析实际、指导实际——以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为例

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经济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面临许多困惑与矛盾。困惑之一就是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个大题目,需要从具体内容突破。陈岱孙教授生前就曾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经济学界曾经有过一个类似口号的东西,叫做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有不少人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努力的结果并不十分的理想。经济学的发展从历史上说就是一个理论跟实际联系的过程,时代变了,经济实际变了,就一定会反映到经济思想方面来。如何了解这种实际,分析这种实际,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理论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之后,我们反过来由理论又来解释实践,而实践又是由理论来指导的实践,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不够的。今天,尤其我们中国处在这个时代,变动很大的时代,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是我们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实际上提出了经济学理论联系实际中包括具有相互联系的了解、分析和指导实际三方面具体内容。本文结合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就经济学理论联系实际中的了解实际、分析实际、指导实际问题谈一些看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批判

本文试图说明：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以及以分析产权、制度、效率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理论体系──下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谬误体系。对这个体系，应当从根本上给以抛弃。本文的分析层次是：首先从整体上概略说明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一个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学说体系，然后批判“社会总产值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最优制度结构”。一、自相矛盾的学说体系本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直到当代，几乎每一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共同认定：１．不存在客观价值，只存在主观价值；…     

创建以“合作”为主线的新经济学

对经济学精神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人以最大化追求作为经济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竞争为基础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实，重视竞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合作”一直以“竞争”的另一面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构成人类经济关系的另一道风景线。在未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合作”极有可能成为新经济学的一条主线，导致经济学的革命。而由于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经济学的创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这又有赖于中国学术界的艰苦努力。     

规范与实证并重加强实证研究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然而,对经济学如何致用,却是一个久有争议的问题。“规范”与“实证”之分,科学与方策 (理论与政策 )之别,反映了人们力图在经济学与它的应用之间划出一条边界的努力。但是,这条边界却一直模糊不清。 　　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中国,“经济”一词由“经邦济世”“经国济民”而来,意为治理国家、拯救庶民。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含义是治理整个国家的学问。这都带有明显的致用倾向和强烈的实用色彩。从英国的西尼尔开始,把经济学研究区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部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     

毛泽东“矛盾论”的方法论分析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分析把握中国实际重大问题”的创造性思考与解答。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关于“认识把握中国实际重大问题”的世界观学说，又是一种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重大问题”的方法论学说。文章主要从方法论维度，对毛泽东“矛盾论”的“''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方法、''两点和重点相统一’的方法、''内因和外因相统一’的方法”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方法论分析，以有助于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矛盾论”内在的方法论意蕴。     

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看荀子的经济思想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道格拉斯·C·诺思对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诺思将制度因素纳。’’新古典的约束框架，尤其将曾被当作经济体系“外部条件”的非正式的制度（如习俗、习惯、伦理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也纳入自已的研究课题，从而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经济学从只研究“利”延伸至也研究“义”。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来看待苟子的经济思想．那么，我们就会拓展关于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领域，可能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诺思以其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理论基石──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谈边际分析方法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政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机制所作的新的概括。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怎样做才算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人们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观点和方法:有从宏观控制方面讲的,也有从微观放活方面讲的;有从行政领导方面讲的,也有从经济和法律方面讲的;还有文章讲到需要把各种办法综合采用,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些都是在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方面所作的有益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经济分析史》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切入,呈现的是熊彼特1943年手稿中对“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这一问题的扼要探索。1949年熊彼特以《科学与意识形态》为题,对1943年手稿中提出的问题做展开论述,他在赞许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我们透视历史过程以及理解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的同时,也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偏见”问题作出探讨。熊彼特把经济科学中存在的“研究事实或推进研究的工具”和基于“道德和文化视域评估事实”两个方面要求,看作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源;把技术进步和分析工具运用中的价值偏好和伦理道德,看作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提出在“科学审视过程”中,消除所谓的“意识形态偏见”。他还对马克思经济学结构中意识形态要素和作用作出分析。文章对熊彼特关于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观点做系统评析。     

经济学中的人类观念和对观念的经济学分析——对诺斯意识形态理论的补充

经济理论忽视对人类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由来已久 ,认识人的观念对其经济行为的影响是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将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是解决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与“全面人”冲突的关键。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正确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进步的意义 ,但他未说明社会何以获得一个节约国家组成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的有正面作用的意识形态。本文即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和过程 ,正确、有效地把个人的观念整合成一个社会意识形态。     

“从事实出发”何以可能？——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经济学在考察现象世界与分析经济运行时,向来主张从事实出发。但是,如何理解“从事实出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着不同的认识。厘清两种不同认识,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事实的认识,有着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的事实,既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想象事实”,亦不同于经验主义的“直观事实”,又不同于新实证主义的“推理事实”,它是一个能动的社会历史过程。刻画“一个能动的社会历史过程”,即是以劳动实践为逻辑方法上的起点,采用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揭示这个历史过程的内部联系的思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