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主体多元化下的乡村治理困境

我国农地产权向来存在严重的主体模糊现象,这一方面降低了农地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许多问题。随着农地规模流转进程的加快,涉农企业这一新的产权主体逐渐进入乡村社会,农地产权制度设计不断细化,乡村社会治理生态随之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然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尽管涉农企业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但在解放农村生产力和农业劳动力的同时,其自身所追求的目标与政府、农户的目标也存在一些背离现象,容易引发乡村社会纠纷。当前纠纷解决方式仍然是以农地产权主体自身优势为主导取向,这不仅无益于各个主体目标之间的协调,而且使得乡村社会更加无序化,乡村治理从而陷入困境。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以民间纠纷的调解为例

宋代乡村社会中纠纷的调解可展现出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其中既有宗族势力、士绅、豪强、民间组织首领及宗教人士构成的非制度性权威,也有乡村行政头目等制度性的权威,在实际乡村生活中,各种权威交织在一起,共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乡村社会变迁与转型性矛盾纠纷及其演化态势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不必然并存,社会转型及改革发展不一定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对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关系的认识,需要转换新视角.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特征及演化态势,是要加深对社会转型和矛盾纠纷的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总体上呈现多元化的形态,大体可分为生活性矛盾纠纷和结构性矛盾纠纷;各种矛盾纠纷显现出发生率较低及规模有限的态势,表明当前乡村社会并未出现矛盾凸显的特征.针对当前矛盾纠纷特征及态势,乡村社会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对生活性矛盾纠纷需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要采用“项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农地流转纠纷:基于合约视角的分析——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

本文从合约及合约交易的维度,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利益纠纷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分析表明:第一,农地流转合约主要表现为"关系型合约",并具有不稳定性;第二,缔约对象的亲缘性、缔约形式的非契约性、以及农户普遍存在的"价格幻觉",是引发纠纷的关键。本文认为,强化农地流转的组织化与契约化,保障缔约的自主性、缔约程序的规制性、合约内容的适度完整性以及契约维护的规范性,是缓解流转纠纷的重要方面。文章进一步指出,将耕地质量保护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结合,并达成政策目标的相容,应该是农地流转政策调整必须关注的问题。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农地产权模糊化:—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通过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扩展以及对产权模糊本质的揭示,总结我国农地产权模糊的制度演进与内在逻辑,并分析家庭经营背景下的农地产权模糊及其侵蚀,进而明确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严格限制征用权的行使;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农田保护的制度补偿.对“内部人控制”问题,必须切断官僚等级制度对土地产权的侵入,从而瓦解职位等级产权制度;改善土地产权的稳定性,遏制土地重新调整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 农地流转市场应该逐步转向以农户的完全土地承包权、而不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     

新时期乡村小说与"权力主题"

关注乡村权力状况是新时期乡村小说一个贯穿性主题,包括四个方面: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与经济,官场权力游戏.它们有所关联,但存在明显的递进演变,显示了文学与时代的联系以及乡村权力的时代特征.同时表现了创作主体意识走向自觉的趋势.乡村小说的权力主题针对着乡村重要现实问题,体现了强烈社会责任感.     

社会和谐视野下的农地制度

目前,一些学者对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和谐的关系存在误解,错误地主张以土地私有化来化解土地纠纷.征地纠纷及其上访针对的主要是城郊农村的土地,牵涉的主要是土地的级差收益,不能作为中国农地制度的经验基础.在户均不足十亩、分为十多块的农地上,农业生产需要农民合作提供公共品,土地私有化会使合作格局崩盘.农用地纠纷及其上访多发,这与取消农业税、农产品市场变动、土地制度预期等多因素有关,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基本无关.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中国农村现实,它赋予村庄集体的治权,能够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纠纷的顺利解决,可以真正保障农村社会和谐.     

地方政府农地征收中的行政纠纷——基于诉讼案件的研究

由于土地征收纠纷持续出现以及可利用耕地迅速减少,国家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行为的监督.因"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以及现有农地征收制度下行政的主导地位,不少基层法院对农地征收纠纷案件是直接驳回的.法院在土地征收中主要发挥辅助行政措施的功能,既防止土地征收中出现过度专横的行为,实质上又给予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政策一定的正当性依据.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更加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共享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需要基层法院认真对待农民合理诉求,提高基层法院判决公信力.     

论农地发展权增益纠纷及其法律救济途径

在我国，农村房屋拆迁纠纷本质上就是农地发展权增益的纠纷，农村房屋拆迁补偿金额偏低，拆迁主体资格不符，拆迁人无视拆迁程序，“钉子户”问题以及村干部截留拆迁补偿款是农村房屋拆迁中最常见的问题。原因主要有我国立法政策上的缺陷与冲突、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房屋拆迁的不公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之困以及与建设单位相勾结等。建议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立法，统筹城乡规划，破除二元体制下的补偿标准，完善拆迁程序的机制，使拆迁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做到公开化、透明化。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农地发展权的本质、特征及其演化路径

产权的公共领域是产权及其权利束不能清晰排他而产生的权能利益的模糊空间。它可以分为第一公共领域和第二公共领域两类。两者相互影响的演化过程构成产权演化的全图景。农地发展权本质上是农地产权公共领域演化进程中逐渐得到清晰界定的排他性权利。我国的农地发展权具有鲜明的国情特征。国家垄断农地发展权本质上是国家创设的农地产权第二公共领域,是农地发展权演化的制度性障碍。     

基层调解与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对一起乡村交通事故的法社会学分析

调解在纠纷解决中常被运用，从乡村纠纷解决的个案实践中，可以看到基层调解具有化解纠纷的良好效果。基层调解通过实现情境相对正义、权威与信任以及妥协与共赢调解策略等机理而达到有效化解乡村基层纠纷的功能。从本质上看，基层调解之所以能够取得化解基层纠纷的良好效果，关键在于其具备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当前的乡村社会秩序可以说是由法治力量和礼治力量混合、共存的法礼秩序，要更好地化解纠纷实现秩序，就需要将法治与礼治两种力量融合起来，形成合力，将会促进乡村社会的“善治”。     

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之实证分析——来自江苏和贵州农村的调查

村民公共参与指村民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调查显示,由于受媒介接触、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村民公共参与呈现出"社会性参与热情而政治性参与冷漠"的两极分化趋势。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村民公共参与的所有变量与乡村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则表明,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度很一般。其中,政治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大,社会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小,这一结论对我们寻找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地流转的博弈僵局与制度破解——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视角

我国农地流转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复杂利益关系使农地流转陷入博弈僵局:流转制度供给不足,博弈环节纠纷发生率高悬;流转市场尚未健全,缺乏相对独立的公益性中介;农地产权主体缺位,地方权力在流转中干预过度;新型主体生长乏力,多重权利引发投机行为。欲破此僵局,应强化农地流转制度供给,列举清单规范利益相关主体的责权行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积极引入第三方平台作为流转媒介;高效推进落实农地确权,以农村金融促进农地资源的资本权益化;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方式,大力培养合格的农民本土创业者。     

派系竞争: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基于浙江省四个村的调查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派系和派系竞争日益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构成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隐秘机制。派系是农村社会成员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派系具有派系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公共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重要功能。派系和派系竞争促使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建构起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庄公共权力基于派系关系进行配置,村民自治的运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