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与文化启蒙

<正> 1983年戊戌和康梁学术讨论会过去已五年了,今天又一次来到广州——南海——新会,研讨戊戌和康梁.五年来对戊戌和康梁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孔祥吉、马洪麟等同志都写出了专著,成绩斐然.戊戌维新是个政治运动,又是文化启蒙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虽然失败了,但文化上启蒙的影响是深远的.“戊戌”启蒙的核心是“开民智”,民智不开,社会经济不变革,中国的历史仍将重复千百次的农民起义.维新志士提出“开民智”从“开绅智”入手,是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横加指责,其实不先开绅智,谁去开民智呢?康梁等维新志士大都是“绅”,     

宋伯鲁与戊戌变法

百日维新期间,台谏中有两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一是被称为戊戌六君子的杨深秀,另一个当推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伯鲁思想敏锐,学通中外,在担任御史的数年中,“丰裁峻整,弹劾不避权贵”,尤其是在变法开始后,他发人之所不敢发,言人之所不敢言,与阻挠维新的顽固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对百日维新起了促进作用。亲历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就曾指出;台谏诸臣中,惟宋伯鲁“言诸新政最多”。本文拟据清宫档案中的有关记载,对宋伯鲁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活动作一考察。     

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烜稿本《留庵日钞》

唐烜<留庵日钞>以戊戌年最为精彩纷呈,轰轰烈烈的京师百日维新,对这位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邢部官员,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从而使他在日记中留下了生动的记载,由此可以说明康有为是变法运动无可予议的领导者;对变法重要人物王照的活动也有翔实的记载;最为珍贵的是其中关于维新派"招外兵,劫大内"发动戊戌改变的最早私人记载.     

“戊戌”与启蒙

一今年是戊戌维新九十周年,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由于历史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对“五四”的再认识,在接近它的七十周年,大家已在讨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文化”;对“戊戌”也有个重新认识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两个运动,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研讨,不仅因为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在救亡与革新方面都曾有过激扬的旋律,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反思的深入,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戊戌”与“五四”启蒙的意义和价值. “戊戌”与“五四”前后相隔二十一年,它们有什么联系?大家知道,“戊戌”在思想文化上是     

论戊戌时期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派遣来华的传教士。戊戌时期著书立说,广交朋友,传播西学,为“百日维新”的到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91年(光绪十七年),李提摩太接替传教士韦廉臣担任旨在“取各国至善之法,以及国势盛衰之所系,著书立说,明告中国官吏绅士”的广学会总干事之职。任职期间,除宣传基督教教义之外,还作了如下事情:     

张元济维新思想述评

张元济(1867-1959年)在戊戌期间,积极参加了戊戌变法活动,受到维新派的支持和帮助,得到支持变法的帝党派的信任和保荐,曾被光绪皇帝召见过。“微官幸得觐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随着百日维新运动的发展,张元济经过认真的思考,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和八月初三日,迭上封奏,阐述他的变法主张,总纲五条,细目四十项,“仰求宸衷独断”,“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根据张元济的封奏和其他资料,结合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言行,本文试图论述张元济的戊戌变法维新思想,以就教于史学界。     

戊戌变法运动性质辨析

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究竟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在学术界曾一再出现过热烈争论，大多数同志都认同其性质是属于社会改良。然而前不久，有的论者又提出其性质属于社会革命而非社会改良的新议。对此，笔者因有不同看法，特提出浅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一）不能将洋务派与顽固派等量齐观该文作者（以下简称“该文”）一再将顽固派与洋务派相提并论，并把两者一律视为“血腥镇压”戊戌变法运动的元凶巨憝。其目的在于突出维新派的“革命性”，表明它与洋务派没有任何思想上、行动上的联系与瓜葛。那么，洋务派与顽固派是否是一丘之貉呢？答…     

从《波兰分灭记》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

《波兰分灭记》是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为了击退顽固派的猖狂反扑,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持之以坚”,将新法推行下去而进呈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由于这部著作未曾刊印,因而在张伯桢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和陆乃翔、陆敦骙所著的《康南海先生传》(上编)所附刻的《南海先生所著书目》中,均称此书已于戊戌八月政变时被抄没。因此,多年来人们在研究戊戌变法史时,很少谈及这部珍贵的史料。其     

关于戊戌时期严复传播「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戊戌时期严复传播「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问题的再探讨王宪明舒文多年来，学术界在严复思想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共识，即戊戌时期严复积极传播、颂扬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化”和“天赋人权”思想，而辛亥以后直至去世前严复渐趋保守，转而批判、攻击卢...     

戊戌维新与黄遵宪诗风新变

“戊戌运动”接在“洋务运动”以后，是近代中国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内部的变革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前，一场开启民智，使社会转型，推动现代化进程并以流血为代价的近代社会革命的界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人成为思想家，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诗人写出...     

戊戌维新性质散论

<正> (一) 以“公车上书”为起点、以“百日维新”为高潮、以“自主军”起义为最后一战的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阶段。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     

试论戊戌新学的几个问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古之变局”。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观念的冲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１９世纪后期，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中学与西学之辩，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更是举足轻重，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戊戌新文化运动”①。 新学一词，在近代中国实肇源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其时原指东汉新莽之学，维新时期则扩而成为康、梁维新学说的代名词，进而因其牵涉大量西方思想又被等同于西学。本文要讨论的新学，是戊戌时期的新学而非新莽之学。从字面意义看，新学实在“新”字…     

民权与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长期以来作为1895-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最高峰载入史册。其间,康梁等改良派人士提出民权,要求改变旧的封建国家政权,使资产阶级获得参政的权利和机会,反映他们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的愿望,这与洋务运动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力量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把民权看成是衡量百日维新性质的尺度。而开设议院,是改良派民权思想在政治主张上的集中表现。本文拟从兴民权、开议院问题入手,深入分析百日维新期间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及其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百日维新以及各种派别的政治倾向的不成熟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前辈与同人。     

光绪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确立--从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机密报告谈起

百日维新前夕 ,维新派屡次上书 ,建议光绪帝实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外交政策。对维新派的屡次请求 ,光绪皇帝态度是什么 ?长期以来有各种推测 ,却缺乏可信史料。本文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新近发现的日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写给大隈重信的秘密报告 ,揭示了光绪皇帝于戊戌七月专门书写谕条 ,命令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 ,前去与日公使商议中日亲交事宜。其中包括 :一光绪帝要致送明治天皇头等第一勋章 ;二希望将黄遵宪由通常的公使破格升为头等全权大使 ;三黄氏所携国书称明治天皇为“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 ,诞膺天佑 ,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 ,这些措施反映光绪帝以日本为榜样 ,推行新政的急切心情。林权助的机密报告还从侧面证实了光绪皇帝曾亲自书写朱笔谕条“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的真实可靠性。     

关于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评价的若干问题的综述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发表过许多论著和文章,涉及的问题颇多。限于篇幅,这里只就若干问题加以粗略的综述。一、关于戊戌变法运动的评价对于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许多同志认为,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基本上持这种看法。1980年,汤志钧又发表文章指出:维新派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在舆论宣传上,提不出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纲领,仍然以“托古改制”的态度提出;所提倡的“民权”实际上还是“绅权”。维新派所争取团结     

戊戌年天津阅兵“兵变”说考辨

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索的历史疑案.近年来,围绕翁同龢罢相的导因、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以及康有为“衣带诏”的真伪等问题,史学界展开了讨论.但对曾经风闻一时的天津阅兵“兵变”说,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根据现有材料,对此作一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试论帝党与维新运动的兴起

试论帝党与维新运动的兴起王亚芳在戊戌变法时期发挥作用的多种政治力量中，帝党是十分重要的一支。从维新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看，没有帝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守旧势力盈朝，维新派势小力微的情况下，变法运动的迅速兴起乃至“百日维新”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一帝党产...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离婚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不但逐渐被社会所认可,而且也是国民政府有关婚姻家庭制度立法的基本原则;传统的以夫权为中心的“单意离婚”制度也开始让位于以“男女平权”为原则的“限制离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许多城市离婚案件大量增加,离婚原因涉及“意见不合”、“虐待”、“经济压迫”、“外遇”、“遗弃”、“疾病”、“重婚”以及“不明”等多种,几乎涵盖了当时法律“准许离婚”的各类要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离婚问题的出现,是中国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艰难的现代嬗变,特别是经历了“戊戌”和“五四”时期两次思想启蒙运动洗礼后,社会日趋开放包容、妇女地位上升、人们对婚姻质量要求提高、“预期”增强的自然反映,这也表明中国城市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已开始由传统的“功能性”向现代的“情感性”转变,并进而标示了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关系赖以维系的社会观念乃至社会制度逐渐趋于消解。     

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

提起戊戌变法或变法维新运动,人们通常将变法实践局限于“百日维新”这短暂的一刻,即从“诏定国是”颁发之日起算,而对此前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四月)多视为康有为等维新派自下而上为变法大造舆论。这貌似符合“从舆论准备到政治变革”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程式,实则不然。因为它不能还原出变法维新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光绪皇帝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变法实始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百日维新”只不过是加快了前三年变法的速率。将前三年的变法切割不提、存而不论或斥之为“一纸空文,实效毫无”,均有违于历史真相,也不能反映戊戌维新的全貌。本文主要依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内的谕旨,析论这三年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