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思考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不可割裂.对于传统文论的诠释是必然的.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文论的新变,是现代文论建设的必然选择.     

说中国艺术中的"古意"

中国艺术以"古意"为崇高审美理想,这"古意"难道就是回望过去、重视传统吗?从时间角度看,中国古代有两种不同的"古意":一是时间性的,古是与今相对的概念,过去的历史,历史中显现的权威话语,由权威话语所形成的古法,成为当下创造的范式;一是非时间性的,古不是与今相对的过去,而是超越古今所彰显的人的真实生命感觉.中国艺术强调,这非时间的"古意"有两个侧重点,一是为了打通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沟通的桥梁,所谓"意与古会";一是为了归复人的生命真性,这是另一种"复古"——让一颗朴素本真的"古心"复活.前者侧重在"同群",后者侧重在"点醒".传统艺术的创造并非排斥时间性的"古意",它要在"古外求古",时间性古意作为一个他者,成为将创造者导人生命真性呈现的非时间境界的前提,"怀古一何深"的传统艺术精神就是其体现.     

《山海经》之译名析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典籍中注释和诠释最少而疑问和难题最多的一本书。它充满着"怪力乱神",又潜藏着珍贵的信息。通过对译本进行研究,以《山海经》中人名、地名、动物名、物品名等为例,分类剖析译文中的讹误之处,并追溯其缘由。在此基础上,就外译中华典籍时如何尽可能保持原文的风格提出一些建议。     

再论辽阳即古襄平——“曹雪芹祖籍铁岭说”商榷

20世纪,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主要有"河北丰润说"和"辽宁辽阳说"."丰润说"的致命弱点是无法与史籍明确记载的曹氏关外祖籍联系起来.近年来辽宁铁岭李奉佐先生根据<上元县志>记载曹家"著籍襄平",认为"古襄平在铁岭",提出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的新说,试图弥补这一根本缺陷.但根据自前汉至明清史籍关于古襄平城和辽阳城地理位置的大量记载,笔者以为古襄平城确实在今辽阳,"古襄平在铁岭"、"曹雪芹祖籍铁岭"等说法不能成立,曹雪芹祖籍应为辽阳.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论章太炎经学诠释思想渊源--《齐物论释》与佛学的关联意义

作为从晚清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殿军领袖,章太炎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经学的朴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在传统经学的诠释中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文本,讨论了章太炎以<庄子>为传统资源对佛学更高境界--"随顺成俗"的标新,通过披检章氏对<齐物论>术语的重新诠释,展现其对庄子思想的时间维度上的关怀与重视,并关注由此引发的章氏子学向以<答问>为代表的经学(史学)转向,试图廓清其经、史著述思想的体用关系.     

李国文先生请尊重史实

李国文<升沉不过一秋风>所借之"古",诸如谢榛的生卒、谢榛任"后七子"社长、谢榛被排揎出"后七子"的缘由、谢榛西走秦晋、谢榛死于李攀龙之前、与谢榛来往的赵康王和赵穆王等,不仅承袭了历史谬误,肆意发挥,而且独断臆测,随手编造,大有"英雄欺人"之感.借古鉴今之"古",应尊重历史事实,保持原汁原味,绝不可为佐证自己的宏谈高论,轻率地抄袭古人,甚至扑风捉影编造历史,以求痛快淋漓.     

认真贯彻“三个代表”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深刻论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高瞻远瞩地为共产党指明航向;苏联共产党的亡党又从另一视角警示我们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新诠释.     

《孟子》"七十者可以食肉"的社会史诠释

如果将孟子所说的"七十者可以食肉"(<梁惠王上>)一语,放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与饮食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的话,那么,探讨显示"七十"之龄是中国古代人的生命历程中从公务退休告老的阶段.古人年届七十就受到尊养,但古人也强调年龄必须与个人精神修养与时俱进,所以孔子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人生最高境界.古代中国社会一般庶人生活资源有限,平日以疏果佐食,只有在祭祀或庆典时,才得食肉,因此,孟子认为"七十者可以食肉",就是"王道"政治的理想目标了.     

程颐易学诠释方法研究

程颐不但是理学创始人,还是义理易学大家.义理易学存在一个基础的诠释问题:卦象与义理之间的视域距离.程颐立足于<周易>之卦象体系,"由象以论时"、"由时以论理",跨越了这个视域距离."时"即"卦时",描述卦象所蕴含的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人类生存处境.通过"时",卦象被"人事化"理解,同时"人事"成为易学诠释的思想基础而进一步指向义理,因此"时"沟通了象与理.程颐的这种易学诠释方法依托<周易>成功地建构了其理学本体论思想体系,但是,对卦象过于具体的"人事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又与易之周流不居、不可为典要的超越性有相紧张的一面.     

李商隐诗歌的总体特点及其咏史诗特点——兼论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有关诗乐关系论述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关于诗乐关系的论述在具体阐述诗乐关系、对诗乐关系进行总结的同时也给了我们对于文学创作本身的思考.诗乐关系,与作家的作品风格及其各类作品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其实是相类似的.一个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总是会有一个总体的风格,即钱钟书先生在诗乐关系中所阐述的乐.作家的风格总是会伴随他的全部作品.本文就从这个理论出发,具体阐述李商隐诗歌的总体特点及其咏史诗特点,并借此进一步验证钱钟书先生之观点.     

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在过去50余年内一直为国内学者们研究。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是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拓展第一阶段研究内容为特点;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     

因天立极，民为邦本——以《临》《观》为例看《周易》治国理政思想

《易》为明道之书,以《临》《观》两卦为例探究其治国理政思想。就两卦之象和卦爻辞来看,《周易》治国理政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一、治国安邦,以民为本;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三、顺天应人,诚敬化民;四、允执厥中,贞正行难;五、选贤举能,知人善任;六、观民设教,考正得失;七、教思无穷,保民无疆。     

陈瓘与《四明尊尧集》——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考察

徽宗年间,陈瓘曾极力弹劾新党大臣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因而受到了新党的打击,被贬谪各地,流移不定,亲朋好友也受到了牵连.在贬谪地,陈瓘两撰《尊尧集》,指斥王安石《日录》,成为攻击新学和新党的一个旗手.陈瓘在徽宗朝的诸多行为,如指责曾布"建中调和",《四明尊尧集》中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空气.北宋后期的党争,从政见分歧向意气之争和人身攻击转化,陈瓘等元祐党人实难辞其咎.南渡以后,随着元祐学术地位逐渐上升,陈瓘及其《四明尊尧集》日显隆宠,颇受推崇.     

关汉卿研究的百年评点与未来展望

近代意义上的关汉卿研究始于20世纪初,以新中国成立和“文革”结束为标志可分为三个时期,至新旧世纪交替时已在生平考证、作品整理、戏剧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扎实的成就,为“关学”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后课题研究已难深入,迫切需要在指导思想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钱钟书与《文选》学

钱钟书好支离事业,他的《文选》学研究,主要散见于《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对这些零碎的真知灼见进行梳理和细读,不难发现,钱钟书的《文选》学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在研究内容上,仍然是传统“选学”中的一些公案,集中在《文选》“体例”和“选文”两个方面。二、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并运用诗学之维度,从而为“选学”研究注入更多的理论品格,而后者实与钱钟书坚持“具体的鉴赏和批判”的研究取向相一致,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新选学”研究正致力于探求的目标之一。     

因果性:《红楼梦》悲剧哲学解读视点

列宁的因果性学说以及余应时对《红楼梦》两个世界的划分，无疑是解读《红楼梦》悲剧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最佳切点。根据自然与社会的因果性以及因果制约、互变原理，大观园理想世界的诞生有其原因，它诞生后又变成影响大观园内外世界的一种新的因素，但由于大观园理想世界中新的生命、新的思想和新的力量既脆弱，又不自觉，尚未形成合力，故最终本能冲决封建道统结构的质变线而归于失败，从而酿成大观园理想世界的毁灭，这也就是《红楼梦》悲剧的实质所在。     

《边城》结尾艺术论析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品,其所达的艺术高度人所共知。结合一些西方叙事理论,并和中外其他作家的小说加以对照比较,同时借用中国古代绘画上的空白理论和莱辛的造型艺术理论,着重从打破故事的一般模式、空白艺术、艺术失衡的张力三个方面探究《边城》结尾的艺术魅力。     

近代豫泉官银钱局探微

光绪时期,中央财权下移,河南省效仿湖北省等地于开封设立官办金融机构——豫泉官银钱局.这一时期,豫泉官银钱局的业务及规模拓展力度很大,发行了多种类型且数量庞大的钞币.民国时期,豫泉官银钱局历经数次改组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