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

“扬州学派”产生于清代乾嘉之际,属于乾嘉考据学派的一个分支,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一代学风关系极为密切。因为清代的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是有其独特地位的,“所谓古典学派的朴学,可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前后辉映,各为一个时代学术思潮的代表。”这样的学术空气,给扬州学派的滋润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它之所以能在扬州这一江淮繁富的东南大都异军突起,繁荣兴盛,除了当时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优裕条件以及学术空气影响以外,我们认为扬州     

试论清代的朴学与《内经》研究

朴学作为清代的主导学术,影响了清代学术的方方面面,在它的影响下,清代《内经》的研究亦呈现出异于累代的风貌。其一,全面运用朴学的研究方法对《内经》文字进行校诂,推明古训,厘正文字;其二,朴学学者对传统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整理,客观上促进了《内经》的刊印、流布,也带动了对《内经》的传系、版本方面的研究;其三,注重名物训诂,对《内经》中病名、术语进行考据与辨析。此外,朴学家重视实证,力戒空谈,扭转了以往不遵古训,擅意说经的流弊。     

“落英”新考

“落英”词义之争是楚辞史上的一大公案,文章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清代乾嘉朴学的方法,比较和分析了各家之说,并以大量的文献材料为依据,证明“落”训“陨落”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解:“落英”当作“欲落之英”解,是“欲落之英”的省文。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朴学”浅说

乾嘉朴学是清代前期学术的主流,倡导客观征实,影响极为深远。探讨其兴起及精良方法与成果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汪辟疆及其近代诗系的建构

汪辟疆认为近代诗的成就不仅在清代最高,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宋代,他的观点解构了陈衍的理论,重新建构了近代诗的体系。他对近代诗发展的认识,以及关于近代诗派与地域的划分等,受到了当时从西方传进的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了清代传统朴学暨扬州学派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语境化研究和反现代化叙事——本杰明·艾尔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述评

美国中国学界向来重视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处于转型阶段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更是颇受青睐,著作甚丰。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就是专攻这一块的著名学者。他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从新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现了清代思想史不同于传统研究的另一面。他既反对只从内在理路出发看思想的变迁,又不赞同把思想史局限在政治史的框架内。为此,他倡导“语境化”研究,强调思想史的社会根源和本土背景。此外,艾尔曼反对“现代化叙事模式”,认为要从开端出发探寻历史,并要注意知识的地方性生产机制。所以,我们在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中,要积极吸取美国中国学家的有益成果,把我们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清代学术称谓考——从近代学者的论述谈起

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略论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的几个版本学问题

版本之学,始于汉兴于宋而盛于清,”书称本始于汉“（[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雕本之书日盛,“版本”一词日趋固定,但问题也接路而至：“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误遂不可止,甚可惜也（[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有鉴于此,版本研究之学渐兴,到清代乾嘉年间,学者们几治经史,无不需研究版本和借助版本学知识,段玉裁就说过“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他们讲究创新、博证和致用,以治学严谨、文体朴实相推许,自命为朴学,而乾嘉时代就是其鼎盛时期,朴学由此也被称为清学,叶德辉就曾将目录…     

清及民国壮族社会风俗变迁述论

清及民国壮族社会风俗变迁述论方素梅风俗是映照某个时代社会风貌的一面镜子。清代以前，到壮族地区采风观俗的人或是认为壮族及其先民“风俗荒怪”①，“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②，或是说他们与汉族“习俗各异”③。清代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国的记载，则往往认为相当...     

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王氏父子与训诂实践

清代是我国传统训诂学由衰转盛,重新崛起,有巨大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语言学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训诂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为训诂学的前进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指导思想上,这个时期也相应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摆脱了理学的束缚,恢复了朴学传统。主要表现在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突破古训,创立新解,巍然有以自立。戴震、钱大昕等人当为首要代表人物。而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则更是其中的佼佼     

清儒《文选》学著述举要

清代朴学家所著关于《文选》学的书,是整理《文选李注》必不可少的资料,也是探寻治《选》道路的门径。张之洞所列的《文选》学家十五人,其有专著传世者不过六人。骆鸿凯的《文选学》,在《源流》一篇中,专立《清代文选学家述略》之目。计所列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学人刘喜海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学者刘喜海经过20余年的相互交往，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具体文化交流中，李尚迪为刘喜海的重要金石学著作《海东金石苑》题写了序诗，并通过刘喜海把清代朴学巨著《皇清经解》带回朝鲜，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清代《大学》研究的新趋向

清代<大学>研究,有三个新的趋向:一是重考据学的方法;二是<大学>研究经学化;三是<大学>研究经世化.当然,清代仍然存在大量"述朱"、"述王"的<大学>研究之作.从学术史角度而言,清人<大学>说,仍是承宋、明儒而来,完成了<大学>研究的"否定之否定",也能对前人的研究做出更为全面的评价.对清人<大学>研究的梳理,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清代理学发展更复杂的一些层面,也能深切感受到清人朴学研究方式与义理阐发内在的矛盾与张力.     

段玉裁氏族与清代经学及文学

在清代镇江府的文化版图上,金坛段玉裁氏族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段玉裁幼时跟随父亲读书,后师承著名考据学家戴震,在朴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段玉裁及其子女均能文,段氏外孙龚自珍既是著名的今文学家,又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段玉裁氏族在清代学术文化史上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汉唐方志辑佚》序

《汉唐方志辑佚》序傅振伦我国古籍历遭两次“五厄”，难以尽传，故学子向以佚书逸文为重。朱彝尊撰《经义存亡考》，首标四柱，注明存、亡、缺及未见。章学诚集《史籍考》，一则曰古逸宜存，再则曰逸篇宜采。清代文人避文字之衬，朴学大兴，因弘扬辑佚之学。按辑佚考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