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之道,释之道——《道德经》第五章英译发微

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差异,能衍生出千差万别的译本,但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始终摆脱不了＂真实性＂的宿命。理解之道,在于尽量从差异中寻求真实。《道德经》第五章的不同译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恰当适度的理解,即＂释＂,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从理解的历史性看翻译无定本

从19世纪末中国的文学翻译伊始,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层出不穷。对于文学名著是否该重译,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其论争的焦点实为名著重译有无定本。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著名原则——理解的历史性,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正是理解的历史性所造就的产物。由于历史赋予了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视界＂和创造力,一个译本的出现正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诉求,是时代创造的一个新视界。因而文学名著翻译中唯一的定本并不存在。     

前理解、理解与文学翻译中的两种阐释向度

从哲学阐释学前理解与理解的角度分析文学翻译中的两种阐释向度:阐释不足与阐释过度。从前有、前见、前结构及译中理解的发生考察了不同译者在有差异的前理解与理解中出现的阐释度偏差。研究表明,前理解与理解会对文学翻译的阐释不足与阐释过度构成选择性制约,而因为译者乃特定的历史"此在",前理解相较于理解对译文的风格形成影响更大,译者会在前理解的制约下表现出极具个性特色的选择取向。     

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飘》汉译本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是建立在人本身作为行动主体的双重性基础上。分析《飘》在两个不同时期的汉译本,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双重身份对译文的重要影响,由此彰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利于对不同译本的差异做出客观的动态的评价。     

试论外语学习中理解和翻译的关系

在学习外语过程中,不少人将"翻译"视为理解外语的基本手段,然而,理解外语和翻译不是一码事,对外语的理解是要领会,要把握文章的意义、内容和思想,而翻译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将理解的东西用别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还要把力量投入到翻译理解力的培养上。     

“韬光养晦”的认知与翻译

＂韬光养晦＂这一成语由于其特殊的外交含义,引起了众多学者和研究者的争论。作者归纳整理各家争论的焦点,并从认知角度对＂韬光养晦＂的翻译作出分析,借鉴纽马克的＂意义＂理论,深入探讨了从不同＂意义＂出发,译者可能提出的译本,并提出自己的译法。     

理解：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前提

翻译是一个过程,包括几个阶段。口译过程包括倾听、观察(发言人的手势、表情及会场上的反应、气氛等)、记录、理解、表达等。笔译包括阅读原文、查阅辞典和资料、理解、表述、修改、校对等。但不管是口译还是笔译,两个主要阶段是理解和表述。一个称职的译员,必须具有中外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     

理解何以可能

词并不天然的代表任何对象,语词的意义就在于语词的使用上,而理解一个语词的意义就在于获得运用该词的能力.理解一个语词、一个对象,就看是否具有在这种意义场下与对象打交道的能力.理解就成了一种翻译工作.理解既是经验适切性的问题,那么它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永远有更好的理解的问题.     

关于理解的“真理性”的几个问题

"理解"作为对事物的认识,是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对理解的真理性的探讨,是在认识论的视野中的探讨。"理解"作为对文本意义的把握,是解释学的研究对象,对理解真理性的探讨是在解释学的视野中的探讨。解释学与认识论是不同的学科,是不同的视野,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中,"理解的真理性"有不同的意义。在解释学的视野中,"理解的真理性"问题有:解释学是否应关注理解的真理性?理解是否具有真理性即理解是否有正确与错误?衡量、检验理解真理性的标准是什么?解释学作为对文本意义理解的研究,应当关注理解的真理性问题。理解的真理性,就是理解的正确性,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同一性。人类全部理解实践证明,正确理解是可能的,误解也是存在的。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或文本的意义。     

浅议《易经》中文化负载词“三”的翻译方法

以《易经》文化负载词为语料,建立小型双语平行数据库,从翻译原型论的视角探讨含有＂三＂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并提出译本无论采用什么翻译方法,都应以向译语理想原型不断靠近为原则,在对此类文化负载词的复译过程中,可采用直译加注或直译加意译等方法,既有＂洋味＂,又保留了＂土味＂。     

翻译教学中的开放性翻译定义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了翻译的多样性,只有＂家族相似＂才能最好地描述翻译原型范畴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充分必要条件下定义的翻译存在着本质缺陷,翻译定义应该是开放的、非限定性的。翻译教学中采用开放性翻译定义,能避免传统定义给学生带来的单维、僵化的认识,让学生认识到翻译标准的灵活性,从而自觉根据翻译目的、译入语读者的语言规范、文学艺术规范和社会文化语境等灵活调整翻译策略,创造出适应社会需要的翻译作品。     

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的若干问题分析

诗歌的翻译追求的是一种信、达、雅的意境,“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诗歌的翻译反映的是异域的风土人情,诗歌翻译对加强地区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诗歌翻译过程中在诗词风格、文化意境、形体比喻及表现的手法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别,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上存在不少的难点,将外国诗歌的意境在翻译的文体中体现出来是艺术性较高的一项工作。     

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的文化信息处理

文本中存在着大量承栽文化信息的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翻译界的“归化”与“异化”、“忠实”与“叛逆”争论不休,使得这些符号的翻译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而拟定的翻译标准,对文化信息符号的翻译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艺术。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的困难给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时,创造性叛逆往往成为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选择。创造性叛逆既可能造成译本在新的接受环境中增值,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原作文化信息的失落。得失之间,恰好凸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     

从翻译看中日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

以日本小说《挪威的森林》及其中译本为考察对象,对中日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及对应关系进行分析,来探讨中日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以期对中日第二人称代词的用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英汉语中“猫”及相关习语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汉字"猫"最初用来指代英语中的动物"cat"。随着其在语用环境中的使用与变化,"猫"的含义变得越来越丰富。它不再局限于字面意义,而是有了更为深刻的引申义,由此也衍生出了大量与猫相关的意在言外的习语。这些习语及其引申义的出现使猫文化更具生命力。中西方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不同,猫文化也不同,因此在翻译与猫相关的习语时,了解其文化内涵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猫文化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的异同,对其相关习语的翻译提出了三种方法:直译法、意译法和套译法。     

无雅？ 舍雅？ 存雅!——论科技英语翻译中“雅”的翻译准则

历年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一直在翻译界居主流地位。学者们对＂雅＂的理解分歧最大,批评也最多。而科技英语作为一种非文学语言,＂雅＂是否存在,在其翻译过程中＂雅＂是否要保留以及如何保留往往也是译界学者们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     

对“两个必然”理论的认识

“两个必然”理论（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的纲领,是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20世纪社会主义经历的已太多,从无到有,再到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而全面理解“两个必然”的理论,又该如何认识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历史可能步履蹒跚,但前进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止!“两个必然”是永放光芒的真理!     

“信达切”三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以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为例

＂信达切＂三原则由已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刘重德先生在对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提出并经过三次逐渐完善的阐释,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该原则的适用性可在李文俊对《喧哗与骚动》的汉译中找到明证：在内容上,译者字斟句酌加上必要的注释,毫无偏差地忠实于原文,完全地实践了＂信＂的标准;在表达上,归化和异化,简短地道的口语与庄重冗长的书面语完美融合;在再创原文风格上,紧切原文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最佳地切合了原文独特的风格。因此,＂信达切＂三原则适用于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