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超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建构

程文超的论著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本。他把文学批评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当下中国语境,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去把握文学现象,透视文化挣扎时代的精神历程。程文超以现代性为主要理论框架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过对欲望叙述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分析,思考21世纪中国的文化重构,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化诗学生成的可能性。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     

现代性语境下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

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科技与理性、超越与进步,但也必须意识到"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包含了内在张力和矛盾的悖论式概念.本文之所以将"现代性"视野引入河北人文精神的探讨,就是要将河北的地域性问题,在整个中国和世界范围的文化构架中重新提出.通过对"现代性"这一全球性境遇的深入解析,通过探究其合理性和内在弊端,来探讨我们当下人文精神的构建应该确立怎样的价值依持、彰显怎样的文化内涵.     

"新怨恨"理论视野下鲁迅思想的重读

在“新怨恨”理论视野下重新解读鲁迅思想,认为“怨恨”是21世纪鲁迅研究的新判断,是鲁迅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鲁迅不但反抗与怨恨中国传统弊端,同时也反抗与怨恨西方现代文化缺陷。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问题和挑战

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三个方面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对问题症候进行分析表明:寻求"语境突围",达成"基本共识",应对"中国现代性",是当前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最为紧要的问题。"语境突围"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是实现"语境突围"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运用伦理分层方法,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通过界定大小语境,求解共识难题;通过确立程序伦理优先于实质伦理的分层原则,求解现代性难题。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

是否存在共同的学术使命,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文学者共同的学术使命,这既是学术共同体的公共话题,也是思想史的时代课题.本文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视野为参照,以中国当下社会存在的现实困境和面临的难题为基点,把"完成未竟的理性启蒙"和"赓续断裂的生命寻义"作为当代人文学者两大历史使命,并对其使命提出的原由、内容、任务进行了历史、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大国文化安全与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化

新世纪中国文化安全与"再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是对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单边主义文化霸权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新思维."再中国化"文化战略的呈现与以下九个问题的探讨与解决息息相关: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世界大势;大国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战争"症候;"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中的地位;中国"三和文明"应同西方"三争文明"互补;西方"现代性弊端"与中国可持续"文化输出";注重大国软硬实力和重塑"中国文化身份";重新评估"美国精神"与"中国精神"世界化;大国崛起的"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再中国化"的关键在于"走近经典"、"创新经典".     

儒家"善"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欲望叙述--以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为分析对象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追求现代性的文学,虽然社会主流思潮对儒家文化持激烈的反叛态度,但并不能阻止后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渗透和进入。在对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三个典型个案的分析中,我们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借用儒家“善”的思想对欲望进行了再叙述,他们运用“中庸”来对“善”重新设置,同时还通过“良心”和“修身”的重新叙述来对“欲望”进行话语转移,从而达到影响中国人的欲望选择的目的。     

重寻集体性与文学共和——为什么要重读乌热尔图

乌热尔图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猎人"和"森林"的独特意象,又具有超越于生态文学或寻根文学的意义。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可以发现他的代言式叙述彰显了听觉文化的平等观念,在自杀故事中讲述了风险社会中的现代性隐忧,而解决隐忧的方法则是走向一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寻找和自我表述的诉求。这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张扬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社会主义人民的集体性主体,而是在后者解体之后寻找到族群文化的归宿,从而提供了一种精神的栖息之地,形成了一种返魅的文学,具有文学共和的潜质。     

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下)

“现代性”在近几年突然成为一个热门的论题 ,所有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都悄悄地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现代性”论述。很显然 ,这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 ,以应对当今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挑战。处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艺术 ,在反抗现代性的同时又在实质上建构了现代性 ,它在加深现代性的鸿沟的同时 ,又建立了各种重新联系的感觉的和情感的纽带。当代中国文学从后现代的理论高地退却后 ,也不得不从“现代性”论述中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从这里 ,也许可以给予当代文学研究提示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 ,以及更为复杂的美学内涵。当然 ,这一切都要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审慎地展开探讨。     

古代文学中的“怨天”母题——《〈管锥编〉艺理引义》之一

所谓“君为天子”,故由怨君而遂怨天。人逢疾苦、冤屈、灾难、丧乱而无救,身心陷于绝境,往往呼天怨天诅天问天。从《诗经》起就有了怨天的文化元模式传承下来。从敬天与怨天思想、《诗经》、《史记》、柳宗元等的祭文、为国为民、激于个人等六个层面,可以分析“怨天”的母题。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和”与“分”

"和"与"分"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政治生活中,"和"可具体化为"人和"、"政和"与"共和","分"可操作化为"名分"、"职分"等。"和"、"分"看似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实则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人性假设以及一致的客观效果。它们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思维理念的集中体现。其内含的真知灼见,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调查与思考——以山东省胶南市为例

调查显示,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胶南市农民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需求日趋高涨,但差异性明显;生活日趋丰富,但单调性突出;认知意愿增强,但制约因素较多;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不良文化冲击较大。农民对“知识武装”、“专业技能”、“资金投入”、“文化自办”、“文化下乡”、“文化带头人”等精神文化需求尤为迫切。因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提高对农民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加大财政投入;丰富文化产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的扶持引导;多层次开展群众性文化创建活动。     

魏晋核心词“胸”语义场研究

魏晋＂胸＂语义场有五个成员,分别是表示＂整个胸部＂的胸、膺、心和表示＂乳房、乳汁＂的乳、潼。在所考察的魏晋文献中,表示整个胸部,＂胸＂使用最为广泛,是主导词。表示＂乳房、乳汁＂义,＂乳＂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比较活跃。魏晋以后,＂奶＂也可以表示＂乳房、乳汁＂义,在口语中有逐渐替代＂乳＂的趋势。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学术期刊编辑的审稿

接受美学是一种强调读者在作品阅读中的积极能动作用的文艺理论体系。借鉴接受美学中的“阅读期待视野”、“接受动机”、“视野融合”、“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对话”等理论,来探讨学术期刊编辑的审稿过程,以图认识其中的规律和本质,提高审稿的质量。     

姚名达学行事迹考略

姚名达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著作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化小史》等10余种。姚名达学行事迹中如曾为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之得失、创办女子书店之宗旨、为＂三民主义历史学者＂等,是学者较少评述的几个问题。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洪秀全“天国梦”与孙中山“民国梦”之比较

洪秀全的＂天国梦＂与孙中山的＂民国梦＂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洪秀全渴望天王专制,幻想以均等的方式化解民生难题,实现人人温饱,最终人去梦碎;而孙中山倡导＂民有、民治、民享＂,希望民富国强。斯人虽去,但他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已经和正在变为现实。由于洪秀全、孙中山的梦想都滋生于中华大地,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都吸收借鉴了西方思想文化元素,都以推翻清廷为己任。     

墨子“先质后文”的文化观

墨子＂非乐＂曾招致儒家＂蔽于用而不知文＂的批评。西汉经学家刘向为墨子正名,把其文化观概括为＂先质后文＂,即先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然后再从事文化活动。＂先质后文＂不等于＂重质＂、＂废文＂。＂先质后文＂的文化观渊源于现实、历史以及认识论三个层面,其主旨是强本节用和繁荣文化。＂先质后文＂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重视物质生产以解决民生问题,目标是实现大同理想;主张繁荣教育文化以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觉悟,从而实现天下人皆相爱的和谐社会,这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