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与徽学离不开徽州族谱(主持语)

<正>徽州族谱(家谱、宗谱)以现存族谱时间最早、明代族谱数量最多、族谱体例多样等独特性,在中国谱牒学(族谱学)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族谱源远流长,不过经历了唐宋变革后,出现了宋以后以小宗谱法为主、以收族为目的的新型私修族谱,尤以宋代欧阳修、苏洵谱例影响最大,持续至今的族谱主要是依照欧、     

教育研究的转向:从科学世界到生活世界

教育研究应超越“科学世界”,走向“生活世界”。科学世界教育研究站在本质主义立场,运用还原主义思维方式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致力于理论世界的建构,以绝对的先验原则、客观的真理和至善的道德王国等理想否定现实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忽视了教育中的情感、终极关怀、人性等重要内容,导致教育研究与生活世界产生了根本的割裂和对立。着眼于生活世界的教育研究针对的是现实的世界,展示的是直观的、非课题性的天人合一的世界,遵循的是生成性思维,在对教育的“生命叙事”中构架起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桥梁,揭示生活的全部意义与价值。     

范式交替下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从社会转向到双语转向

第二语言习得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社会转向与双语转向两次学科转向。通过对这两次学科转向的回顾,指出学科转向的背后凸显出研究者不同的语言观、认知观和语言习得观,反映了二语习得研究在认识论上的多元化发展倾向和在本体论层面上的不断拓展。这种转向有益于学科交叉融合,能够更加深入地促进语言本体、二语习得及人类认知等领域的研究。     

从社会文化理论到语言社会化理论——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两个二语习得流派,前者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把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这两种理论流派相辅相成,反映了当下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     

“新轴心时代”的侨易学(主持语)

<正>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命题在雅斯贝尔斯所处的时代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而今天的人文学术界几乎尽人皆知: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即轴心时代。在这一时代,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其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而且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古希伯     

从社会史到新文化史:拉斐尔·萨缪尔对人民历史的诠释与书写

深受家庭环境以及英国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拉斐尔·萨缪尔把人民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志趣,采取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研究取向。他所研究的人民是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所反映的是当时英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他还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历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在研究方法上,早期他主要采用社会史的方法,后期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的历史认识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开始关注文化问题,采用新文化史的方法。     

从乡土倚重到社会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转向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网络,按其存在形式可分为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传统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由于具有高同质性、弱社会互动性和内倾性特征,并不能在社会互动与融入过程中提供创造性的支持,单纯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会造成城市融入的内卷化。社会理性兼具实践性与主体间性,并将自我认知、关系协调、社会评估、策略优化等涵括其中。因此建构社会理性导向下的城市社会正式支持网络,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秩序规范与异质性社会资源,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

晋商研究方兴未艾,成果卓然,但对于晋商与地方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文章提出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晋商与地方社会做跨学科的深入研究,以揭示晋商与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结构、婚姻观念、民风习尚、地方文化、经济生活、公共建设、社会赈济等问题的关联与互动。     

从弹性治理到韧性治理：风险社会治理模式新转向

风险社会的来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弹性治理等传统治理模式,弹性治理是对立于刚性很强的官僚体制的重要治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广泛推崇。但其过于突出柔性,以过程为导向的特点,使其在风险密集的时代优势不再。韧性治理理论作为风险视域下的新兴理论,以提升组织或治理体系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多维度韧性构建为典型实践模式。相对于弹性治理,韧性治理以结果为导向,且刚柔并济,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未来的社会治理研究和社会治理实践中都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一部富于学术创新的徽州社会史研究力作--读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

卞利教授撰著的《明清徽州社会研究》一书,在研究的架构、理论与方法、观点与结论、资料等诸多方面富于创新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这是近年来研究明清徽州社会史著述中较为出色的一部作品,它的问世有助于推动徽州社会史向纵深发展。     

论澳大利亚从单语社会到多语社会的转变

澳大利亚建立初时 ,政府就一直试图推行单一文化和单语政策。随着大量非英国种族移民的涌入 ,政府不得不推行同化政策。而越来越多的移民问题和社会矛盾 ,使长期奉行的单语和单一文化的政策彻底瓦解     

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向——从乡规民约到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

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和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的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是对法治内涵的全新的阐释,是对法治的一个深层的思考。这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文章从探讨乡规民约的困境入手,提出了乡村治理应从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向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治理转变,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向的途径。     

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从原则到灵活

公示语汉译英是应用文翻译的重要部分,有其相应的翻译理论和原则。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对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及公示语特征的重视不够,汉英公示语翻译尚存在诸多不足。为此,本文从应用文本翻译的原则出发,结合英汉语言、文化及文本差异,在充分重视公示语注重"信息传递目的"这一特征的基础上,以译例对比的方式,探讨汉英公示语翻译的灵活性。     

生活、主体、内在——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的三种转向

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是以佛教思想史与文化史为背景,以宗教社会学与社会生活史为方法,依社会生活史的方法选择研究主题,依宗教社会学进行阐述,其研究路径将会呈现三大特点:生活转向:从思想观念到身体实践,即从强调思想观念的宗派史写作到重视具体的实践行动——社会生活;主体转向:从高僧到僧众,即从重视优秀个体的行动和思想到重视具有共同意义追求和制度规范的宗教共同体;内在转向:从外部视野到内部视野,即从王权政治、社会心理等外部力量等来解读和剖析佛教到从僧众这一实践主体来呈现佛教整体。     

从组织到行动：行政改革的社会建构转向

行政改革是提振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以机构改革为牵引的行政改革持续推行,行政组织的功能和公共行政的有效性都得到了显著增强,有力夯实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机构改革逐渐显露与发展时空脱节和主体缺场的缺陷,而且面临改革边际收益下降和成本攀升的困境。因此,行政改革本身也亟需一场深刻变革。在工业社会转向数字社会的复杂场景中,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以社会场景和社会关系找回时空性和主体性,进而将行政改革的焦点从组织本身的优化转向合作行动的建构。社会建构主义视阈下的行政改革,力求将公共行政思维从回应性转向前瞻性,将目标从协作性转向合作性,将方法从自在性转向他在性,以公共行政的社会性确保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持续高企。未来的行政改革,当根植数字时代,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单向调适到多维互构共变的历史性跨越,搭建多元主体合作行动的基本框架。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古典学与“新文化”运动(主持语)

<正>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古典学指整理研究古典文献的所谓古典文献学,广义的古典学则指带着今人所面对的现代问题求教于古典智慧的综合性人文学科,涵盖了哲学、史学、文学、法学、宗教学等学科。有别于古典文献学的古典学具有跨学科性质,不把古传经典视为古董,而是视为在今天仍然具有知识权威的活典。     

从社会功能的视角看中国社会史分期

中国社会史的分期问题争论了近九十年而未有定论,其关键在于划地为牢、樊笼自限:理论和方法局限于直线进化的"五段史"论.实际上人类发展史中很少有这种直线"五段史"的实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樊篱,扬弃外来的"五段史论",用中国自有的语言符号、自有的史料去铨释中国历史,则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符合中国历史的全新的结论:中国社会实是一个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的社会,它经历了先秦的萌发期、秦汉到隋唐的磨合期、宋元明清的成熟期,而1840年至今则是转型期.三维共构是中国社会的构建特性,四期发展则是其基本的分期.     

步行区:从商业街到社会中心

步行区给许多城市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并给人一种新的城市感。然而,即使它已不再是个有争议的城市建设问题,但它的实施仍受到了限制,因为无论是在基本原理上还是在具体细节上还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种意见分歧的根源部分是由于利益上的冲突,部分是由于对步行区有决定作用的团体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也有一部分是由于信息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