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的美学意蕴

具有形而上本体性的“道”,在《庄子》的文本中不仅是思辨性的哲学理念,也是在有限的意象中包蕴无限内涵的审美形象。《庄子》将抽象的理念内附于感性的形象之中,使“有无”、“虚实”的抽象对立转化为“有无”、“虚实”的形象统一,从而跨越了哲学与文学之阀的界限,使对“道”的把握从理性的认知走向了感性的体验,使哲学的概念化生为美学的境界。将这种理念落实到人生的实践,鄹刨构了“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境界。     

元稹浙东幕诗酒文会活动考论

中唐诗人元稹在任浙东观察使期间广辟文士幕僚,结交僧道人物,山水游赏,诗酒文会,堪称一时之盛。元稹浙东幕诗酒文会活动具有两大时代特色,即歌舞佑酒的世俗化特征与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它既是东晋兰亭宴集传统的延续,也是中晚唐之际时代背景与文人心态的折射,更是东南地域文化精神的表现。     

“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     

屠隆三教思想及其在戏剧创作中的表现

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蔚为风气,对士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便是当时社会思潮对士人生活渗透的结果。屠隆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积极入世,罢官闲居以后潜心佛道,过着参禅修仙的生活,但在其调和三教的论述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他的儒学为“嘉谷”、佛道为“甘浆”的哲学思想在晚年的三部戏剧中有着透彻的体现。解读其戏剧作品和大量的佛道诗文,不难看出其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及晚年的创作心态。     

20世纪30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人文化心态分析

“地之子”的自我形象与“乡下人”心态 ,是生活和创作于 1 930年代“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的一批诗人作家们的一种特殊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他们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文化选择、向往“自然”、“原始”美的审美趣味 ,以及坚守纯文学立场的文学信仰等多方面思想内涵 ;同时 ,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独特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     

韩非的理欲观剖析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黄老之学的理欲观。他以“生”与“治”为人生最大的希求 ,从而构建了以法、术、势为统治术 ,以圣无欲体道 ,众有欲循理 ,而宗归自然之道的道、法合流的理欲观体系。其中含有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论元好问“羁管山东”时期的散文创作

“羁管山东”时期,元好问的散文创作表现了他的“以文存史”之思、对文化遗产的守望之情、对真情美德的赞颂和呼唤以及对佛道的复杂心态,虽然总体质量上与前一阶段相比略显逊色,但在取材和表现手法上却颇有特别之处,其中以小品短文为佳。     

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

在全球体系的视野中，社会学的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乃是社会学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乃是一种学术民族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外部效度问题成为“依附国”的学术群体所攻击的靶子。通过寻找和创立更具有效度的、更能解释本国实际的理论，学术“依附国”获得了独立于学术“发达国”的话语权利。这种类型的“本土化”，是合乎情理的。 　　从学术“依附国”内部的视野来看，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本土学者与海派学者之间所进行的学术资本和话语权利竞争的一种体现。     

论“道治”政治哲学

“道治”是与“礼治”、“法治”相对的范畴,是对道家政治哲学的新概括,它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政治哲学性质。“道法自然”是“道治”政治哲学的核心,代表着中国古代的自由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萌芽;“清静自治”是“道治”政治哲学的特征,无为和自治是其内在机制,“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是其两种形态,二者之间体现为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苏轼的散文理论──兼谈其散文风格

苏轼的散文理论,虽未有专著,多散见于书、序跋、杂论之中,但综合观之,还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在继承前人文论遗产的基础上,往往不囿于传统之见,能从文学本体的特征、规律出发,比较客观地进行探讨而有所发展和创新,自成一家之言。一 对于文学中“道”的概念及其与“文”的关系,一直是唐、宋时期的一些古文家所讨论的重点。不管是韩愈的“文以载道”或柳宗元的“文以明道”之“道”,也不论是以穆修、石介等所推尊的“道”和欧阳修所倡导的“文以充道”之“道”,基本内容、实质,不外乎“孔孟之道”,即儒家的理论核心。王安石虽曾提出了“有补于世…     

三礼图籍考

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那么,关于礼的典籍自然很多,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插图本的礼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礼图文献方面的记载,至《隋书·经籍志》才有收录。此后,三礼图籍的文献记载绵延不绝,至清尤盛,其间存佚情况,梳理条贯,为礼学研究提供另一方面的研究线索。     

“路径依赖”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制度

"路径依赖"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制度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有机结合并有所发展,与其有关的制度建设在秦国取得成功;秦朝继承、发展了重农抑商制度;在西汉,这项制度得到了充分检验,并形成了制度选择到制度确立的制度变迁模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这一模型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

贾谊的政治思想是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的。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 ,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 ,他为汉王朝制定了实施“仁义之政”和重建“礼制”的汉政和汉制。这正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也是贾谊为汉王朝制定的“治安策”。     

试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历史沿革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辨、理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评析甄别传统道德与传统美德的功过,科学界定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异同等,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方略,全面理解"先进文化"的蕴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

<汉书*刑法志>内容主要是关于法的起源、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变革的概况,尤其是关于前汉以来各个帝王刑罚改革的情况,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不但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也是研究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资料.     

侠气与民情：19世纪中叶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

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帝国的冲击不仅体现在财政税收、人口、土地关系等社会结构要素上,更重要的是人心与世风之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民情基础。这一世风丕变特别体现在：地方为应对太平军冲击而进行的军事化运动中伴生的失范型暴力,是以“任侠之气”的精神伦理作为军事动员的内在组织原则而导致的后果。“侠气”这一精神伦理以“力”的无限扩张为法则,与传统帝国政治结构中的宗法、乡礼、师道以及凝结在地权上的依附关系形成巨大张力,由此造成军事化组织与国家政治的背离。“力”的无限扩张法则打碎了帝国政治所依赖的身份与等级结构,导致了夷平化的社会形态出现,从而对传统政治治理构成挑战,并最终召唤了用现代革命的方式推进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时代的到来。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

本文以“事件束”为切入点,遵循“整体生存伦理”的民族志认识论原则,把林权与水权置于当地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表述中,从“他者”的视角全面审视林权与水权的历史实践,揭示林权与水权背后的民间法秩序。     

比物征事 苦心孤诣——李长吉《马诗》初探

李贺是中国诗歌上的卓异之才,在中唐诗坛独树一帜。他生活在混战分裂的唐代中期,怀才不遇,抑郁早逝。他憎恶黑暗的现实,向往光明和幸福。他的诗,对现实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但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艺术上,其诗力求新奇诡异,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以鲜明生动的形象、巧夺天工的构思、瑰丽多姿的语言、光怪陆离的技巧使人目眩神摇,应接不暇。本文试图从其23首《马诗》入手,简析其中的寄托寓意,以见作者的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