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在比兴寄托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比前代诗人有很大发展,所以在唐代格律诗中大量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而且通体专用比兴,力求寄意的深隐与情味的隽永。李商隐在总结前代艺术经验加以开拓的创新方面,卓然自成流派,其诗从情意、辞采和声韵等方面表达了诗的艺术特点,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独具特色。     

中国古典诗歌互文修辞结构研究

互文性理论和修辞结构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形式和意义研究不同,能揭示说者(作者)、听者(读者)、说什么、如何说之间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类型有字互文、词语互文、句子互文、用典、体裁互文、仿拟等。互文的修辞结构关系有背景关系、并加关系、附加关系等。互文的修辞结构是文本与互文本的深层语义关系,是作者的意图的反映。其实质是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互文的修辞结构研究证明了传统性与独创性是文学的两个重要的维度。优秀的作品既有独创,又有借用和影响,是传统性与独创性的完美结合。互文性理论是一种方法论。     

论互文性理论视阈的诗歌用典

大多文本都是互文本,“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共同特性.使事用典是中国诗歌常用的一种创作手法.本文介绍了互文性理论基本观点,阐述了中国诗歌用典与互文性理论的联系,论述了诗歌用典的基本特点和要求,结合诗歌实例分析了中国诗歌用典的互文性现象,并对诗歌用典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传统之悖逆--论我国新时期的诗歌创作

新时期诗歌是在传统诗歌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已经出现了对传统的悖逆,而这种悖逆,与其说是衰落,不如说是重塑.新时期诗歌由于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并且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汇拥而至,构成其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发展背景,呈现题材、形式和表现手法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新时期诗歌上承"文革"反思,下启各方思潮,实现了各类风格诗歌的尝试,而尤其在语言、诗体和手法等方面背离了传统的诗歌路径,然而也正是这样,诗歌的发展才有前进的可能.     

原始思维与诗歌语言

原始思维指整个文明史前人类的思维方式或者思维状态。原始思维的主体是原始初民。原始思维具有直感性、互渗性、神秘性。诗歌语言是语言的艺术,从诗歌语言所具有的主观体验性、非常规逻辑性和意象性上看,诗歌语言是诗人主动运用原始思维方式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果。     

古典诗歌含蓄美的形态探析

古典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奇葩,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极为珍贵的组成部分,其含蓄美的艺术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乳水交融,相辅相成,经久不衰。文章通过对含蓄美的艺术表现形态探讨,以期更好地认识、传承和弘扬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美。     

王夫之与古代画学之道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他所建立的美学体系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美学思想虽以诗歌审美意象为中心,但诗画一律,其蕴含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传统绘画艺术所共同追求的审美旨趣。论析王夫之诗论思想中关于"天人合一"、"神理论"与"象外说"等艺术观点与古代画学之道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其诗学理论的意蕴,也对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为构建现代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

韦庄名诗《秦妇吟》具有小说化的特征。一是它的虚构性,诗篇在历史背景真实的情况下虚构了人物、情节和环境;二是它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虚实相间的叙事艺术。其小说化的手法又是为表现其“志”和“情”服务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秦妇吟》可谓第一篇小说化长诗,它的出现与文体互渗、中国小说的成熟———唐传奇的繁盛密切相关。     

论唐代诗歌的象征意蕴

中国传统诗歌多有比兴寄托，诗人利用比兴手法创造艺术形象，同时又把某种更深远精神的性质、意义、情感深藏在形象之中。诗人常常借助于某些具体可感的事物或事物特征，去暗示某些深邃、隐晦或抽象、玄虚的思想、观念及情感。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唐诗代表着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在唐代诗歌中，象征意蕴是经常存在的。诗人通过创造意象、象征词语、象征义等手法营造象征意蕴，使诗歌物象与意象虚实相生，使诗意更加丰富含蓄。     

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批评史上一次创造双赢的沟通

本文论述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其间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与批评史上一次双赢的沟通。     

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看中唐诗与小说之历史演进

中唐诗与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联袂与分流的历史演变轨迹,这是俗文学潮流的推动所致,也是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考察《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可以见出,中唐小说与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互动生发关系、传奇小说的诗化倾向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汉语诗歌的模糊效应及其审美特征

整体性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汉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模糊品格,这一品格使汉语诗歌的话语建构获得了极大的表现自由。汉语的模糊品格表现在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其模糊效应为汉语诗歌开拓了广阔的审美空间。在诗歌创作中,汉语的模糊品格造就了多种多样的模糊话语方式,以语序错综造成的诗意凸显和浓缩、多义互生造成的诗意丰富和深厚、词语曲达造成的诗意含蓄和隐喻,都直接参与了汉语诗歌的意义生成。     

在诗史互证中显现文明的美丽——陈寅恪与钱穆诗学解释的自由意向

从诗史互证出发,陈寅恪与钱穆对诗学形成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对民族文化形成了诗性美丽的读解,二是确证了民族生活中人格风流的文化特质,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形成了诗意重绘,四是重视民族文学历史的自由精神体验。这些,皆对当代诗学与价值论关学的重建具有启示。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论散文诗文体生成的三种形态

散文诗是人类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共生文体,早期在各个国家的文学中平行发生,19世纪中期以后才相互影响。由于所处的国度不同,散文诗文体生成也各有特色,法国偏重于由诗向散文靠近,英国主要是由散文向诗靠近,美国散文诗创作既有诗人,也有散文作家。散文诗更多地源于诗、源于散文或者是诗与散文的融合,正是世界散文诗在文体形成过程中的代表形态。这也决定了不同国度的散文诗或偏重于诗,或偏重于散文,或者二者兼顾的文体差异。     

许筠对唐宋明及朝鲜诗歌的批评

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诗歌理论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的许筠诗歌批评涉及到了唐、宋、明诗以及朝鲜历代诗歌。他以唐诗性情本质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崇尚唐诗,轻视宋诗,肯定明诗。在对朝鲜历代诗歌的批评上,体现了他的民主、民族意识。     

在中西之间:朱光潜的诗论

朱光潜的诗论力图融合中西,但其立足点在西方诗论,其侧重点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朱光潜的诗论科学地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中国传统诗的独特内涵,同时又总结了新诗的经验,为新诗"非诗化"倾向的克服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新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千年变与守:中国诗歌,乡关何处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消费时代,诗歌的生存空间正日益逼仄。回溯中国诗歌数千年来的变迁与发展,反思新诗探索的成功与代价,追问诗歌在消费时代被边缘化的因由,由此探究中国诗歌的命运走向———如何在沉寂之后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央?无论夸大新诗,还是独赞古诗,都未免过于片面武断;复兴汉诗,必须从中国诗歌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和力量。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