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的骄盈心理与“梁武帝之治”的衰败

梁武帝的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促使他内心深处潜意识地滋生自负心理。面对太平繁盛的局面,他的自负心理日益加重,晚年形成严重的骄盈心理。这一心理导致他统治后期沉溺佛教、荒废朝政,在进而导致的"侯景之乱"与宗室内讧中,"梁武帝之治"宣告终结。     

谈九世之乱与殷人屡迁问题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为“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据古文献与甲骨文的记录,商朝确实存在这两种继承制度.这两种制度的混用上出现的一个事件,即“九世之乱”.根据古文献记载,商朝从中丁以后近一百年间,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史称“九世之乱”.“九世之乱”使国家衰落,诸侯莫朝.     

杜甫与潭州臧玠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杜甫与潭州臧Jie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晏殊与北宋前期文风之演变

晏殊于真宗、仁宗二朝,以位望俱尊之身推尊韩、柳,热心奖拔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才,对于宋初文风之变革以及文学创作之兴盛,具有承上启下之功。晏殊以及他的同道在天圣尊韩、儒学复兴方面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天圣尊韩的主导人物是晏殊及其同道,而不是欧阳修、梅尧臣。晏殊重视诗歌内容之讽喻功能,他对陶韦体之喜好与提倡,对江西派的深远影响,以及对白体之改造所带来的诗歌"惟说气象"等,都是宋代诗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彭泽与甘肃之变

成化至嘉靖初年 ,明朝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边疆危机是西北边疆地区的哈密危机 ,甘肃之变是该危机日益加剧的集中反映。彭泽举措失当与甘肃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德末年和嘉靖初年 ,明廷就彭泽在甘肃之变中的责任问题发生了两度激烈的争论 ,最后皆以彭泽受惩处而告终。特别是嘉靖前期对彭泽等人责任的再讨论 ,是解决哈密危机的必要步骤。对彭泽等人的惩治为解决哈密危机和安定西北边疆扫清了障碍。     

己巳之变中的谣言与袁崇焕之死

己巳之变中,明朝社会内流传着大量有关蓟辽督师袁崇焕的谣言,这些谣言或云袁崇焕通敌陷害满桂,或云袁崇焕勾结后金妄图议和而不与后金作战,动摇了明朝的军心民心,造成了上到崇祯皇帝下到普通百姓对袁崇焕的种种猜疑,最终导致了袁崇焕被处死的悲剧发生。     

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的起因、性质与处置

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主要是指贵州宣慰使安国亨因杀从父安信而与安信之兄安智于隆庆四年战于黔西朵泥桥一事."安氏之乱"的起因有三:一是安国亨恃众跋扈,二是安国亨嫉恨安万铨,三是安国亨宣淫暴虐,最终导致水西安氏内部争相仇杀.就"安氏之乱"的性质看,它既不是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反叛,也不是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之间的斗争,而是水西安氏土司内部的自相仇杀,属于彝族安氏的家事.高拱对"安氏之乱"的处置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针对仇杀事件,准确定性:二是反复叮嘱,力争和平解决:三是派人勘察实情,妥善处置,最终达到"科臣未至,而事己平矣"的结果.和平解决"安氏之乱"既减少了非正义战争,又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探讨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不仅有利于民族史和地方史的专家学者们深入研究,而且也能使"安氏之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李渊与玄武门之变相关两题辨析

玄武门之变是唐代武德年间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权力更迭的大事.李渊昏昧贪逸的个性特点,造成李唐皇室内部分化成三大势力集团,而全国的军政大权则在事实上分别掌控在李建成、李世民集团手中.故而李渊既不能防范诸子间的血腥残杀,又不能在政变之后自保.这就使李渊成为中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开国君主中的一个另类.     

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循内部解释脉络,公私德行的关联与偏重需要一个平衡摆;以外部解释的理路,公私德行的功能与效用需要确定兼综性。如何平衡与兼综,需要一个社会坐标。古今之变,是分析公私德行状态的前提条件。在古代视角,私德的决定性显而易见;在现代视角,公德的优先明确无误。在现代处境中,不存在从私德直接贯通到公德的可能性。古代儒家以私人德性理解德行"公共性"的进路,需要转进到公私德行分流的现代结构,但私德的社会伦理效用与公德的政治伦理功能必须分别确认。这不是一个在中西差异角度审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古今变局的角度才能够深切理解的问题;公私德行分流,是一个人类的普遍处境,而不是一个地域的特殊遭遇。     

南宋四川总领所制度与吴曦之变

南宋设置四川总领所掌管财政,以期分化和节制武将的权力。但在四川总领所制度的实际运行中,由于开禧北伐前后特殊的政治情势与人事关系等影响,其权力逐步丧失。吴曦利用总领所制度运行中的疏漏,成功兵变,又因其财政权的不稳定而告失败。四川总领所制度运行与吴曦之变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认识总领所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不同层面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了南宋地方治理中制度运行与政治事件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五代末期辽与后周清风驿之变考论

清风驿之变是后周王朝在显德六年发动的旨在破坏契丹与南唐交聘关系的离间事件,它终止了辽与南唐之间长期存在的交聘关系,导致了南唐构建的双环平衡结构的解体,打破了南唐对后周王朝以割地称臣纳贡为代价换来的划江而治的平衡局面,加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结束和南方统一局面形成的进程。     

高平陵之变再研究

司马氏亡魏成晋始于高平陵之变。司马懿因这次政变,剪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自此,曹氏宗室已基本上退出政治中心,司马氏掌控了曹魏朝政。治史者虽对高平陵之变多有评述,然其中仍有诸多史事语焉不详,不甚清晰。故须搜求剩义,发微显隐,对高平陵之变的若干史事重新研究与检讨。检讨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其一,司马懿二子的作用与政变的兵力配置;其二,洛阳武库与司马门考辨;其三,关于夷曹爽等人三族的问题;其四,高平陵之变后,魏朝对司马懿超乎常规的封赏——赐九锡与立祖庙;其五,高平陵之变成功的必然性。     

古韵之幽交涉与今方言子变韵现象音变原理的一致性

本文旨在探求古韵之幽两部交涉和现代汉语方言“子变韵”两种语音现象共通的音理基础 ,以此说明古音学原理贯穿时空的普遍意义和价值。     

王阳明"为教之变"中的本体与功夫——也从"静坐教法"谈起

王阳明的学术历程可分为"为学"与"为教"两部分,而在"为教"历程中,作为功夫的"静坐教法",曾被人与作为本体的"致良知"宗旨简单地加于并列.事实上,阳明的思想体系内含两个不同的系列:本体与功夫.本体是他的学术主旨和立言宗旨,功夫是实现立言宗旨的手段和方法.两个系列相互依存,但不能混为一谈."静坐"与"致良知"分属不同系列,二者之间不存在所谓"变"的关系.     

儒家公私一德与家国一体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西之争而非古今之变的角度看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中国古代的礼乐政刑秩序源自天道性理之善、具有先验性,由性理而孝悌修身则有性德,即可执行礼乐政刑秩序而治国平天下,由此公私一德、家国一体;西方现代的法律法规源自理性自由平等下的后天人为契约,"信仰自由""道德中立"带来的是公私分离、家国分域,公共部分以维护生命财产权为主、与道德之善无关,私德自由由此也更容易陷入欲望的放纵与道德的危机。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中国古代更强调治理者自身的学以成德以及由此对制度的灵活运用,但更多的自主权也给了徇情枉法以可乘之机;西方现代更强调规则自身的繁密与制衡,限制了徇情枉法的同时,也限制了规则运用中的人为权变性(以及对治理者自身的相关要求与培养),而限制的盲点处,依旧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可能。     

“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学术界常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来描述近代中国主要思潮,实际上这种来自西方的描述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近代。中国近代思潮经历了以常变之争为主轴到以主义之辩为主轴的演变。在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文明变迁上保守主义、调适主义、激进主义的历时态推进;在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的共时态竞合。而在行为手段方面,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则贯穿前后。这三种情况下所显示的保守与激进,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试论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中的心灵冲突——兼与西方悲剧精神比较

本文立足于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文本,对这篇小说蕴含的思想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作者在小说中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的恶和不公进行批判,也不是对主人公的不道德的艺术观提出批评,而是揭示了人性中的永恒矛盾,这就是人的世俗常情和艺术的超越精神的矛盾.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牺牲而使矛盾双方得到了调解,完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悲剧.文章最后将该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与西方悲剧意识从古今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