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指导性案例内涵解读

判例、案例与指导性案例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也具有相当的异质性。在目前中国司法语境下,指导性案例的称谓具有折衷性;刑事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与刑法规范承载的规则内涵的关系实质是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与刑法规范的关系,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指导性案例颠覆了传统司法解释的抽象性。长久来看,通过刑事指导性案例产生的规则来约束和指导法官办理同类或者类似案件,刑事司法解释功能将逐渐淡化。     

逻辑在刑事审判中的应用

刑事审判工作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刑事审判的过程离不开逻辑的支持。文章从法律逻辑的角度论证并分析了逻辑推理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刑法情节论

情节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刑法中的情节是指由刑法规定或认可的、与行为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并影响定罪量刑和行刑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     

刑诉之暂缓处分制度探析

本文阐述了暂缓处分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 ,即威慑功能、分化瓦解功能、教育感化功能以及错误预防功能 ,对暂缓处分制度在各主要国家的运用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提出在我国暂缓处分制度应运用到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中 ,应在刑事诉讼中进一步确立和完善暂缓起诉、暂缓定罪、暂缓量刑和暂缓行刑制度 ,以充分发挥暂缓处分制度的价值功能。     

中国刑事量刑程序制度变革：背景、程序模式与结构

中国量刑制度改革有实体与程序两种路径。传统刑事司法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在量刑制度领域同样如此,有必要就量刑程序问题深入探讨。量刑程序制度改革在量刑规范化和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背景下展开,并融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实施。量刑程序包括定罪量刑一体化、量刑独立化和相对独立化几种模式,中国量刑程序模式经历了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相较于法官职权主导量刑程序构造,吸收对抗制因素并保留一定法官职权调查职能的量刑程序构造更符合我国国情。量刑程序多元化、量刑程序构造科学化和制度综合化成为量刑程序制度改革未来发展趋势。     

定罪量刑分立的程序运作探析

定罪与量刑分立的实质是相对于控辩审三方组合的横向构造而言的并以实现庭审效率为主要价值追求的刑事庭审的纵向构造。其程序运作的核心主要关注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立的宏观分层框架下的以定罪量刑具体推进次序为内容的微观分段,以及作为关键环节的分层裁决机制即中间判决制度。     

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各有其特征。一般而言，它们性质不同，作用各异；但有些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功能具有交叉性和双重身分性。在同一案件中，两次适用双重身分情节，并非是对一个事实的双重评价。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法定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酌定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能决定具体刑度。对于多功能情节以及在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应当根据适当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具体处理。     

刑法案例教学之我见

刑法教学中要充分运用案例,即一要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选好案例;二要认真组织案例教学,讲好案例;三要配合教学,搞好案例作业。     

转型时期人格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引入与推进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犯罪率持续攀升。现行刑法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所来的新问题。我国的法律制度也肩负着为公民现代人格的塑造提供支撑的艰巨任务。在法律制度处于转轨阶段,我国应当将人格理论引入刑法的适用,在定罪、量刑、行刑各阶段充分重视和考虑人格因素。倘若如此,许霆案件量刑畸重的结果则可以避免。从长期趋势来看,向人格刑法理论方向推进是我国刑法发展的必然选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引导下的贪贿类司法解释评析及完善

刑事政策催生刑事立法的问世,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也是顺应刑事政策的结果呈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是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又是评判立法科学和司法公道的标尺,在该刑事政策的映照之下,贪贿类犯罪的司法解释,既彰显远见卓识,又难掩其瑕疵缺憾可能致使刑事司法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基于现存问题和法治化思维,需要从体系化视角出发提高法律运用的协同性,严格把控量刑情节,合理适用终身监禁制度,引入保安处分措施等,实现司法解释的效益最大化,达到公正处罚贪污、贿赂犯罪的价值目标.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

量刑程序有英美法系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之分。20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出现向独立量刑程序转变的趋势。独立量刑程序阻隔了纯粹的量刑证据对法官心证的不当影响,符合"先罪后刑"的诉讼逻辑,有助于正确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给予了控辩双方和被害人更多的参与量刑的权利和机会,因而更有利于量刑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随着我国对量刑公正的日益重视以及证据规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确立这一程序。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普通程序简易审、缓刑听证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设该程序的初步尝试。与定罪程序相比,独立量刑程序应具有程序简化、证据规则宽松、证明标准较低、法官积极主动等特点。     

对吴英案的刑法学分析

吴英案是继孙大午案、铁本案以来,发生在金融资本领域的又一重大历史案件,值得我们去关注,去研究。第一,吴英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吴英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第三,吴英是否应该判处死刑?综合本案事实证据,以现有刑事立法为基础,在既定司法体制模式之下,从保障人权和顺应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潮流出发,对吴英案宜作除罪化处理。即使要判有罪,也不应适用死刑,要"留有余地"。     

刑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规制——对法官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定罪量刑阶段裁量行为的分析

通过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指出刑事自由裁量权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了规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内容,即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多措并举提高法官素质;明确自由裁量的原则和方法,使其在合理范围内运行;改革判决书制作模式,增加对裁量行为的说理;完善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实现立法及司法控制;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实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论我国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之路

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无论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审判实践中,量刑程序改革都备受瞩目。在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中,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依然没有收到显著效果。由于缺乏配套的诉讼规则,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不能简单地沿袭英美法系的做法,而应寻找适合本土实际的改革措施。具体来说,应当在保持现有审判模式的前提下辅以其他有效措施,规范法官的量刑活动,切实改变控辩双方地位不对等的现状。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刑事实体法特征探析

文章考察了当代西方两大法系有关刑法理念、刑法目的与刑法指引功能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并指出了两大法系在相应问题上的共同或相似之处,同时也对两大法系在相应问题上的差别与区分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量刑反制定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批判

量刑反制定罪的兴盛缘于解决量刑失衡的外在压力。然而,这一主张却有基于目的需要可以不顾手段的弊端,因其不仅在形式上是对定罪制约量刑的司法规律的背反,在实质上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的颠覆,将严重损害刑事法治的构建。当前,这一主张已完成从隐性规则向显性知识的转换,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司法人员所认同。为此,有必要对这一主张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理,回归定罪制约量刑的司法逻辑路径。对于量刑失衡问题,则应当通过制度优化、立法完善等措施予以解决。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困境与展望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宣示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目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值得思考和探索.鉴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机能和追求安定性等特性,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现阶段可取的功能定位是“规范裁量,统一司法”,应谨慎提及“规则创制”功能.合理的“规则创制”功能只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据此遴选指导性案例包括三种情形,即有助于阐述刑法规定和提炼立法精神、平息理论纷争、推动理论发展.预防“两高”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冲突,在于清醒地认识“两高”的职责差异,明确其分工制约关系,有关定罪量刑规则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应由最高法单独发布,涉及检察院特有职责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应由最高检单独发布.指导性案例相比于司法解释具有明显优势,但发布数量偏少,今后指导司法活动应逐步淡化司法解释职能,优先考虑案例指导制度,但是只要司法解释权得以存在,那么冀图案例指导制度完全取代司法解释是不可能的.从完善的视角出发,破除最高司法机关对指导性案例的垄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追求全国层面司法统一的最高目标与允许地方在权限范围内发布指导性案例不矛盾而是有机统一的;发布主体可以在指导性案例中附加自己态度,以最大限度发挥案例指导作用;宜出台背离指导性案例的监督机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对背离裁判进行救济,但不应追究所谓的错案责任或者追究司法者个人的直接责任.     

我国退赃制度之立法检讨与重构设想

立法高度抽象化、认定主体多元化和奖励机制随意化是当下退赃立法失范的重要因由。这种结构性的缺陷最终会导致功能上的障碍,造成司法不公,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要建构一种合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退赃制度,我们必须秉持一种科学的、合乎法治的理性精神,尽快完善退赃立法,以合理定位退赃的认定主体,正确处理退赃与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