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汉三次全国性学术中心形成及对国家政治之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政治哲学问题;社会模式理论;治国方略政策,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各个学术之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程中。先秦时期,学术上的繁荣,思想上的解放,孕育着政治上的统一,经     

王安石“天变不足畏”新论

本文认为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没有否定天人感应理论 ,相反 ,王安石试图利用董仲舒以来的传统灾异观保护自己 ,以反击反对派用自然灾害为口实对新法发起的进攻。而在哲学层面 ,王安石的灾异思想与反对派并无根本分歧 ,王安石与其政敌的争论是传统灾害理论内部的争论 ,在本质上是另一形式的政治斗争。司马光将其解释为“天地与人 ,了不相关” ,其实是一种曲解。     

“邯郸倡”与战国秦汉的邯郸

战国秦汉时期日趋繁荣的城市十分令人瞩目。一方面,它从经济上推动着商品货币经济趋于发达;另一方面,又以政治统治重心的地位权充政治斗争的舞台。邯郸是当时黄河以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与之密切相联系的“邯郸倡”,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工具。通过对邯郸这个典型城市的剖析,进而探寻“邯郸倡”的成因     

论马克思哲学实践智慧的品质

与以往哲学不同,马克思哲学是人类历史实践智慧的结晶,它基于现实人的立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现实世界,而且改造着现实世界。具体表现在：基于人的现实生活状况,以理论这一思想武器对以往“无人”的哲学理论进行批判,即马克思哲学“求真”的实践智慧;基于人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亲身参与政治斗争,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行斗争,即马克思哲学“求善”的实践智慧;在理论批判和政治斗争中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现实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解决途径,进而预示新社会形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这表征了马克思哲学“真善美”统一的实践智慧。     

《周易大象解》注释（续六）

“遁”,严拒而不与之争;“大壮”,秉礼自强,定其心志;“晋”,彰明至德而不有心凸显;“明夷”,用韬晦达到明察之效;“家人”,俭约守己,博施于人;“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蹇”,从容修德而不放纵;“解”,使各适所欲而不争。     

要注意对阶级矛盾缓和与历史发展关系的研究

<正> 历史上敌对阶级或统治阶级不同集团之间诉诸武力的大搏斗尽管时间短暂,但斗争却特别激烈、尖锐、曲折、复杂。战场上的血腥撕杀,使将帅们的军事才能和勇敢精神得以充分发挥,政治、外交上纵横捭阖的斗争,使谋臣的韬略与机智能够尽情显露。而斗争的结局又往往带来十分明显的历史变化,所以长期以来它成为历史家注意的中心。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创业之主及其文臣武将的事迹之所以记载特别详博,原因就在这里。相反,在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时期,守成之主     

论唐玄宗李隆基

本文认为,唐玄宗在继位之前,善于在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积累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才干,夺取了皇权,是一个“英断多艺”的精明能干的青年政治家。即位之后,他以振兴唐王朝为己任,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唐玄宗的前期,不愧是继太宗之后的“明君圣主”,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天宝之后,唐玄宗怠于政事,造成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对于这一段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混乱,唐玄宗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     

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

<正> 明初朱元璋建国以后,曾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它的声势之大,影响之深,为历史上所仅见。认识这次斗争的动因、目的,分析这次斗争的成绩和缺点,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在今天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一这场大规模的反贪官斗争的起因,应该追溯到元朝末年政治的腐败。《明太祖实录》中曾简要地叙述当时的官吏情况说:“仕进者多赂遗权要,邀买名爵。下至州县薄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而进。及到临事,彻(?)政(?)狱,大为民害。”朱元璋早年在民间流浪,历尽艰辛。他当然目睹贪官污吏的奸恶,肆虐百姓,并亲受其害,因而形成了他嫉恶如仇的思想性格,对害民的贪吏早就恨之入骨。有人曾分析说:“盖     

邓小平对腐败现象的思考及对策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表达了当代中国的民心，与邓小平同志生前的反腐倡廉思想是一致的。邓小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次次提出执政党要接受监督，要坚决清除腐败。他抨击腐败，并不停留在问题的表象上，而是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揭露产生腐败的历史根源，提出了强有力的整改措施。邓小平同志对腐败问题作深入思考是从一个“权”字入手，将思维的触角深入到历史的根源上。他指出：“权力过分…     

正确开展新时期党的反倾向斗争

反倾向斗争,主要是指反对“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背离或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倾向,属于党的思想政治斗争范畴。这种既反“左”又反右的反倾向斗争,在整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上从未间断过,并逐步形成了“两条战线斗争”的科学概念。 1928年斯大林在总结联共(布)党内斗争经验时指出:“列宁在我们党内向来都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派,又反对明显的孟什维克主义倾向。……我们是在反对两种倾向,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历史证明,“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晚明东林党人对党争的态度及其命运分析

党争是晚明政治中的重要事件,东林党则深陷其中。虽然东林党的称谓最初来自政敌的指责和打击意图,但作为一个政治群体,东林诸君子确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党派意识以及党派的形态,这既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现实,也是他们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的必然要求。但是虽然东林党人痛恨党争,也无意于党争,但最终却深陷党争的泥潭并为之殉命。他们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士人在参政过程中的艰难和无奈。     

政治文化建设的可贵探索──读《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

说来也怪，在我们这个有着“政治君临一切”之历史传统的国度里，政治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萧条、冷落。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人学土，要么站在特定阶级利益集团的立场上，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严酷惨烈的政治斗争中去，上演着“胜为王侯败为定”的悲喜剧；要么视政治为卑鄙肮脏的渊薮，避之恐不及地躲进象牙塔，以醉心干家国两忘的纯粹学问。受这种士人遗风的影响，当代学者也很难超乎历史形成的进退机缘之外而有独辟蹊径的人生选择。正因为此，也就更加衬托出《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王海光著，全书26．6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抓紧抓好出版事业的领导权

在人类历史上,每经过一场重大的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不同阶级、不同立场、不同愤向、不同世界观的人们,不管自觉与否,都毫无例外地要对这场斗争进行深入持久的思索和反省,以便得出必要的结论,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之更有效地指导各自的斗争实践。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紧密联系出版战线这两年的斗争实际,通过对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两乱”的认真思索和反省,我国广大出版工作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出版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决不是一件无     

也谈阮籍的政治态度

对于阮籍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他的政治态度。或曰同情和支持曹魏集团 ,“鄙晋”而弃司马氏集团 ,或曰“处处为司马氏着想”“站到新政权一边”。实际上 ,他对两大统治集团都有某种疏离。对于时政 ,阮籍有是非观念与政治态度。却采取韬晦退避的方式 ,将是非与态度隐藏起来 ,在生存夹缝中虚与委蛇。     

杰出的政治变革家吕惠卿──王安石变法的副帅

吕惠卿（１０３２—１１１１）是王安石变法最积极的参与者、执行者与继承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变革家。前代有些史家带着偏见撰写历史，把吕惠卿列入“奸臣”行列，这是对严肃史实的颠倒。与王安石接踵而起的奇才吕惠卿，字吉甫，南安人。王安石荐吕惠卿于神宗曰：“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①吕惠卿的学识渊博，欧阳修谓其材识明敏，“学者罕能及”②。当时龙图阁大学士沈　谓其“明习世务，可施有政，为朝廷之用。”③吕惠卿的政敌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他“诚文学辨慧”④。当时人们称…     

浅论中华文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柢作用——基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阐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五个突出特性”方面对中华文明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更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历史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博大的历史根基;在发展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源不竭的强大动力;在政治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牢固凝聚的政治理念;在社会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多元一体的开放胸怀;在文化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美美与共的内外环境。     

唐代士人冷淡“国婚”原因浅析

唐代士人冷淡“国婚”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门第观念的制约 ;二是想避免政治斗争的牵连 ;三是唐代公主多骄悍无礼 ,为礼法之家所反感。另外 ,唐代驸马政治前途暗淡 ,无法满足封建士人开拓进取之愿望 ,也是“国婚”遭到冷淡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代进步知识分子与会党的关系

(一)知识阶层联络下层社会的历史传统 近代进步知识分子与会党的联系,倘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观察,并非创闻。中国“知识阶层”联络“下层社会”,溯其由来,可谓源远流长。 自“下层社会”而言之:“中国的农民阶级素来没有文化”,一旦揭竿而起,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组织等等各种知识的需要,便格外突出。自身队伍中,纵然可以涌现若干能在斗争实践中迅速学习、     

论太平天国时期粤东反清斗争

本文简述了粤东反清斗争兴起、低潮、重新高涨和最后失败三个阶段的基本概况 ;探讨粤东反清斗争在组织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特点 ;论述粤东反清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对“焚书坑儒”历史作用的重新认识

流行于五十年代末,盛行于“文化大革命”,以及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大学历史教科书中仍在重复的几种观点,诸如,“焚书坑儒对于巩固政治上的统一,有某些积极作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两种政治思想斗争激化的表现。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了巩固统一,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动活动,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在当时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里,秦始皇用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来打击复古封建贵族的反动思想,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等等。我以为这些说法都大可商讨并有重新认识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