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尼玛卿山神的来源及流变

阿尼玛卿作为藏区颇负盛名的山神,其来源及流变是一个可供人类学解读的神话记忆文本,从其名称与认同、起源神话、藏史记载及宗教文本等多方面可以解读阿尼玛卿富有层次的三个来源:本土、卫藏及印度来源,并可从中阐释其对传统的再造;通过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在有关祖先和英雄的记忆中可以考察阿尼玛卿流变的趋势:祖先→英雄→菩萨,在藏传佛教强大的文化情境中,阿尼玛卿作为十地菩萨已成为安多藏区最普遍的认同,正因为阿尼玛卿完成了从居士到十地菩萨的演变,其身份便超越世俗界限,成为广大信徒朝圣、皈依的佛教圣地,这一过程也体现了藏民族对于精神气质的选择。     

神话昆仑与西王母原相

昆仑丘与西王母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众多神话人物 ,构成中国神话的一个庞大家族。昆仑多义 ,大而别之 ,有地理昆仑与神话昆仑。本文所论 ,仅限于神话昆仑与山神西王母。　　 (一 )“神话昆仑”是一个有限制的概念。昆仑之丘是“帝之下都” ,是诸神聚集之山 ,如同聚集了众神的古希腊之奥林匹斯山。昆仑之丘又是“天地之脐”、“天之中柱” ,把天地连接起来。(二 )西王母的原相是昆仑山神。西王母居于玉山 ,穴居 ,其状如人 ,豹尾、虎齿而善啸 ,蓬发戴胜。其职司是刑杀之神。西王母又兼为古之医巫。(三 )西王母是昆仑之丘 (西王母之山 )的王者。她有自己的领地 ,显系一个原始部落的女头领 (酋长 )。     

关于“央”的观念及藏族先民的自然崇拜

“央”（gyang）的观念是藏族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在汉族、蒙族或别的民族中尚未发现“央”这样的概念，因此也很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词，准确地将它的含义表达出来。《格萨尔》里关于“央”的描写是很多的，成为整个史诗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内容，为《格萨尔》增加了不少光彩。我认为，关于“央”的观念，与藏族先民的自然崇拜有着密切联系，具有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详细叙述史诗中关于“央”的具体描写，而着重从‘”兴”的观念与自然崇拜的联系方面，加以论述。在遥远的太古时代，当人类的祖先从莽莽…     

Lartse(山神)的底层文化——藏族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凡都到过藏族地区的人都曾见到过那种经幡飘扬、神秘莫测的“Lartse”崇拜,有人也能形象地描述它的祭祀过程和解释其内在含意—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一种遗俗.“Lartse”从藏文字面意义上讲是山巅或山峰的意思、汉语的引神意是山神.从“Lartse”的祭祀形式和藏族对它的崇拜、信仰的表层观察,的确有点自然崇拜的意味.每年祭一次,一般在农历四、五、六月份进行.当地汉族等称这种活动为“插箭”或“造山神”.从藏族的原始宗教本教的“三界”说来分析“造山神”这一现象,本教认为天神、地神、地底神是万物的主宰,无处不有.而山神仅在某一山头或地段.山神因不同部落、氏族的精神寄托,其形象也不尽相似.这似乎又反映出原始人类自然崇拜的影子.有的将牦牛作为“Lartse”的替身;有的将山羊等作为传递供奉者愿于“Lartse”之间的信使.在不排除自然崇拜这种可能的前题下,它是否与畜牧业经济及其生产方式有关.畜牧业的发展,离     

"夸父逐日"的仪式结构及其文化内涵

夸父逐日神话中的“入日”与甲骨文中的“入日”一样,都是关于太阳崇拜的祭祀仪式。这种仪式有比较固定的行事日期和祭祀场所,带有测度日影的早期天文学观察性质。夸父之“杖”及由此变化而成之“邓林”,则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圭表”的神圣化。从操蛇之神夸父与舜帝的关系来看,夸父神话为早商民族的神话。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生平考略

六世达赖普慧洛桑仁青仓央嘉措,是西藏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他于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藏历阴水猪年)生在门隅的宇松。《隆多喇嘛全集》说此地属“门措纳”。父名扎西丹增,信仰红教。母名才旺拉姆,出身于一贫苦农民家庭。有关资料说,仓央嘉措一家先居该地的派(口戈),后因亲戚迫害弃家出走,即居达旺的乌坚林。仓央嘉措幼年随母劳动。仓央嘉措年幼时,即被当时任第斯(或第巴)的桑结嘉措认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系于仓央嘉措降生的前一年(1682年)去世.第斯桑结嘉措是在五世达赖死后立即认定仓央嘉措为转世灵童的。康熙卅六年,他在给康熙的密奏中说:“……”密奏言,为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喇嘛于壬戌年(1682年,阳水狗年)圆寂,转生静体,今十五岁矣”。仓央嘉措在十五岁前,一直处于第斯桑结嘉措的严密     

仓央嘉措生平疏议

仓央嘉措作为六世达赖喇嘛和才情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西藏政治史、宗教史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重要人物。特别是围绕着对他的立废、真假之争,在十八世纪的西藏曾卷起不小的政治风云,这就更显出他的重要历史地位。近年来,随着对西藏政治史、宗教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对仓央嘉措的研究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报刊、杂志不断发表关于研究仓央嘉措的文章,这是“西藏学”     

同仁县年都乎村村落山神信仰与村落民俗的民族志分析

神灵信仰和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精神世界的神灵存在是现实世界中仪式举行的观念依据,祈求护佑的功利性意愿使得作为村落守护神的外来神并没有受到客观上的排斥,即便是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也被主观上包容或消解。本文通过对年都乎村村落山神信仰与村落民俗的民族志分析,探讨村落信仰与仪式、民俗空间与村落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沟通阴阳与修“阴功”:红瑶架桥仪式及其人观研究

作为人类改造和跨越自然障碍的创造物,桥既是材质、造型和工艺各异的具象之物,也是凝聚多重文化意义的象征之桥.红瑶的架桥是一种人生过渡仪式和修功德仪式,具有沟通阴阳和“修阴功”的深层意义,体现了红瑶独特的人观.对架桥仪式的研究,不仅是对“过渡礼仪”“阈限”等人类学仪式研究经典概念的印证和延伸,也可拓展人类学以标识与符号“物”为研究旨趣的物质文化研究.     

从姓氏源流看果洛藏族的宗教文化习俗

自古以来,自称为“董氏”的果洛藏族就居住在被称作“玛域”的黄河源头。在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中,“董氏”往往与当地的阿尼玛沁雪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给果洛藏族的姓氏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它给阿尼玛沁雪山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文章依据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就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果洛藏族姓氏的渊源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且其历史久远,与藏族族源一脉相承;果洛藏族的阿尼玛沁山神崇拜习俗,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藏族社会早期部落制度的一种辐射,也成为历史以来维系黄河源头社会秩序的象征。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既是果洛地区藏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文化习俗的沉淀,也是其部落文化和宗教信仰兼容性的折射。     

山神与山崇拜

山崇拜是重要的自然崇拜之一。与山崇拜有关的种种文化现象,可称为山崇拜文化丛,它包含山神观念、山神形象、山神名称、祭山场所、祭山仪式等。山神观念是以人的意识形态表现的,是蕴藏在人们心灵中的文化现象,它属于山崇拜文化丛的深层结构。山神形象、名称及祭山场所是以物质或物化形态表现的,它属于山崇拜文化丛的表层结构。祭山仪式是以人的行为活动方式表现的,它属于山崇拜文化的中层结构。①本文就山神观念和山神形象和祭山仪式作一探讨。     

觉乃藏族“塔火葬”仪式研究

“塔火葬”是甘南地区觉乃藏族最主要的葬礼仪式,仪式包括吊丧送别、诵经度亡、建塔火化和捡骨土葬,在藏传佛教火供仪式基础上融汇苯教的地方神明概念,引入汉族“烧纸盆”仪式。仪式过程和象征物体现觉乃藏族信仰的生死观念和秩序结构类型。由于觉乃藏族的历史源流和文化生态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塔火葬”仪式作为本土文化衍生发展的产物,是藏传佛教信仰意识、苯教文化观念和儒家伦理思想的集聚,是汉藏边界文化变迁、文化交融的具象书写。历经绵长历史时期的层累、异质文化之间的借鉴与多民族风土的习得,“塔火葬”仪式的续写呈现出多元融合发展的地域性民族文化特征。     

多克多尔山祭礼

祭奠多克多尔山时,首先在山神前,摆上堂(?)日格之祭物,用七个面塑的逴日布将山神围在中间,把咒语化在面塑中,然后作为主要祭品来祭祀. 祭祀山神仪式开始,好似步入空门,眼前浮现了具有人间八功德水的神湖,湖中百花盛开,水鸟齐鸣;湖外是用各种果树围绕的森林公园,使人心情欣慰.在此中心,用无数的珍宝筑起了华丽的宫殿.宫殿的莲花明月宝座上,坐着一尊独首双臂、神体洁白、容颜慈     

“历史·历时·流变”——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研究的三个维度

“历史/历时”为西方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的两个重要概念.基于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的多元历史证据、仪式音乐与文化建构、“道得尔”历史流变三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读,实现对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在“历史/历时”研究领域的重要个案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价值探讨.     

“神川”考

公元七世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开始向唐的西南域扩张。永隆元年(公元(?)80年)吐蕃军攻破西川安戎城后,唐“断吐蕃通蛮之路”的战略破灭,于是西洱河诸蛮也相继被吐蕃所征服(见《新唐书·南蛮传》和《旧唐书·吐蕃传》)。为了加强和扩大在西洱河地区的势力,吐蕃不惜花大力气在今滇西北中旬县五境乡与维西县塔城乡之间的金沙江上架起了一座雄伟的铁索桥,史称“吐蕃铁桥力,并在铁桥以西设置吐蕃铁桥节度府。于是唐樊绰的《蛮书》里便有了“神川都督”一词。人们把“神川”与“铁桥”联系起来称“神川铁桥”。于是后人推断:“神川铁桥”架于金沙江上,因而“神川”便是“金沙江”。如《读史方舆纪要》曰:“金沙江源出丽江军民府西北旄牛微     

重述游牧神话——“四川藏族牧民定居工程暨帐篷新生活行动”观察（上）

2008年,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著名作家阿来,正在“重述神话”。作为世界首个跨国出版项目“重述神话”的写作计划之一,阿来用当代话语讲述游牧者的伟大君王——岭·格萨尔王的故事。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     

神药两解的“斯觉都”：凉山彝族民俗医疗仪式与治疗机理

“斯觉都”是凉山彝族民间治疗顽固性皮肤病、风湿病和痨病的民俗医疗仪式,因其治疗效果显著,已成为具有地方性权威的本土医学实践共识。从医学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视角分析“斯觉都”借助“神”与“药”的两解方式,揭示其“巫”与“医”的结合过程,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医疗效果。“斯觉都”仪式治疗有着深刻的文化寓意与实践价值,一方面通过民俗医疗的疾病解释模式与治疗仪式,患者在族群文化中找到疾病的治疗方法。另一方面,仪式治疗使用的仪式植物,是民众千百年来地方性植物药知识的实践,构成彝族民族药物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仓央嘉措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1906-2012)

仓央嘉措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滥觞阶段(1906—1930年),特征表现在译者多为英国早期带有殖民者身份特征的藏学家,他们的译诗多出现在藏学著作的相关章节或是附录中;初步发展阶段(1930—1969年),其特征为译者身份局限于西方的藏学家,全译本、单行本开始出现,翻译与藏学研究密切相关;多元发展阶段(1969年至今),表现为更多译本的涌现,译者身份的多样化,诗人翻译家开始涉足其间,翻译与英语诗歌创作开始发生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