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及其相关典籍述略

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是藏族本教文献的集大成。它是藏传佛教和印刷技术传入藏区之前研究藏族的第一手重要藏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前十页译释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本《吉祥轮律曼陀罗》是一部重要的藏传密宗经典,对研究元代回鹘语文,回鹘佛教的发展及其与藏族文化、藏传佛教的联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文献不见汉文本,惟有藏文本流传,无疑丰富了中华《大藏经》的内容。全部文献较长,共23页,这里仅选取前10页予以译释。     

世界上最长的译文-——《满文大藏经》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在承德营建满族寺庙“殊像寺”。乾隆发诏:设清字经馆,译《满文大藏经》。译《满文大藏经》是与《四库全书》同时开始的。自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起,特命皇子大臣,从满人、蒙古人中,选择通晓翻译者,将《大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细心校勘,按部翻译为满文,大约花费了18年时间。乾隆亲笔撰写了御制序文《高宗翻译全藏经序》。《满文大藏经》共译两部,每部为1202     

《格萨尔》石刻艺术的调查与思考

《格萨尔》史诗是一部活形态的民间文化。它之所以是活的民间文化,是因为有大量的有关《格萨尔》的文化形态仍在民间流传与延续,其中《格萨尔》石刻艺术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展示在世人面前,而以四川甘孜州丹巴县的莫斯卡和石渠县的巴格嘛呢墙、松格嘛呢城的《格萨尔》石刻画最为典型,对它们的发掘和研究,是《格萨尔》学学科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支撑点。     

藏文《大藏经》对勘出版工作概况

一、藏文《大藏经》概述 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 “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部译文”,包括显、密经律。主要是佛教的原始经典。按拉萨版《甘珠尔》编排内容,大致分为律部、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和总目录等七大类。     

《大藏经》简述

佛教的大藏经,内容丰富,是佛教及有关文化的一部最大经书。我国的大藏经中保存着印度现已失传的许多佛学经典,也包括我国学者对佛教理论的创作。它不仅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更是学者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资料,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大藏经古时叫“一切经”,是汇合佛教一切经典的总称。故又称“经藏”。它由经、律、论三部组成,因之又叫“三藏经”。分别称:经藏、律藏、论藏。经指佛家修行的理论,律是佛教遵守的规则,论是对佛经理论的各家著述,藏则为容纳收藏之义。     

古籍《贤劫千佛号》简介

《贤劫千佛号》系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工具书。斯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大盛,住京喇嘛颇多,尤其不乏高僧大德驻锡京都,他们都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各自贡献。其中授予国师、呼图克图、各族喇嘛奉若圭臬的三世章嘉若必多杰应为魁首。他于1740年奉乾隆皇帝旨意,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1772年又奉旨把藏文《甘珠尔》译为满文,后又将汉文大藏经中的《首楞严经》10卷译为满、蒙古、藏三种文本。嗣后又编纂了《同文韵统》、《满汉蒙古西番合壁大藏全咒》(简称《四体清文鉴》)、《喇嘛神象集》等10数部经籍。《贤劫千佛号》也产生在那个时期,与上述各种经籍的翻译活动密切相关,只因纯系佛号名称,后人很少提及。但在当时翻译诸多经籍时是必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浩大的民族文化保护工程——庆祝藏文《大藏经》对勘局成立二十周年

一、《大藏经》对勘局的成立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部译文",是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意为"论述部译文",即由佛弟子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的译文集成。《大藏经》内容丰     

辽代石刻的史料价值

所谓“辽代石刻”，是指辽代人到凿在各种石材上的“墓志铭”、“经幢”、“石经”、“塔铭”、“哀册”、“题咏’等。这些石刻文字均为辽朝当代人所撰写，因而所记当朝史事均较真实可靠，且很多为《辽史》等文献所不载。鉴于此，本文仅举辽史研究中的十个专题为例，就其在辽代石刻文字中的反映。以说明辽代石刻的史料价值。1、辽代石刻中的政治经济有辽一代所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有的于《辽史》及其他文献中有记载，有的或记之错漏、语焉不详，或根本不见文献记载。若查诸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则多有补正。如辽朝与北宋交战数十年，…     

对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释门文范”部分条目的校录与研究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922～1934编辑出版,以后经多次重印。从佛教文献校录的角度出发,学术界一直在努力研究它所录文字存有的讹误,《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中收录了一些敦煌卷子中关于佛家做各种日常民间法事所可能用到的"应用文"格式,《敦煌宝藏》将此类文书定名为"释门应用文范"。     

对最新发现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初步认识

2020—2021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皮央村的考古调查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一处古格时期的藏经洞,出土了一批罕见的珍贵文献。这批文献体量巨大,总数为8万6千多张,计17万多叶。经过前期研究,调查组发现这批文献是修正、补充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珍贵资料,与敦煌藏经洞出土古藏文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吐蕃敦煌抄经流程一脉相承;这批珍贵文献对研究古格历史,特别是藏传佛教历史有着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古格藏经洞出土元代中央政府下发给古格的诏令抄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再一次用文献资料证实了西藏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凉州会盟与西夏藏传佛教——兼释新见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残叶

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阔端时期的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残叶的研究,厘清了西夏《大白伞盖陀罗尼经》的来历,发现了西夏文译本的译者及此前未见记载的西夏帝师和国师,也补充了西夏灭亡后此经在凉州地区不止一次刻印、流传的经过,特别是真实地记载了阔端信奉藏传佛教,拜藏传佛教高僧等觉金刚国师为师,为"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铺垫了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基础,西夏时期接受、发展藏传佛教对"凉州会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藏传佛教《时轮经》中的伊斯兰教表述

《时轮经》全称《时轮金刚大根本续经》,是藏传佛教中地位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相传,该经系释迦牟尼佛为以香巴拉法王月贤为首暨北方迦婆罗萨化身的九十六法王和其无量数的清净眷属所讲说的.《时轮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提到了伊斯兰教兴起后对香巴拉的入侵,还记载了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教先知谱系.     

《造像量度经》的基本内容及译入年代

《造像量度经》(sku-gzugs-kyi-tshad-kyi-mtshan-nyid),亦译为《身影量像相》,载北京版《藏文大藏经》中《丹珠尔·经疏》部第318和(竹央)《方技区恭部》。全文用偈体,共525句。     

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述略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但由于朗达玛灭佛,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本

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藏族文化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被喻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明珠的藏文《大藏经》,基本上包罗了藏族古代文化,它是藏族社会宗教文化发展的产物。藏文《大藏经》的产生和早期佛教传入藏族社会以及译经事业的发展又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会议于2012年12月1日至2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联合举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办.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在京的部分藏学专家学者、中央统战部、西藏和四省藏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60余人参加会议.研讨会期间,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弘扬优良传统,利国利民利教"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课题组还向会议提交了《藏传佛教教义阐释(试讲本)》《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文集》(第一辑)等最新研究成果.     

果洛的神山与《格萨尔王传》

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毫无例外的缘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以及他们赖于生活的物质条件,果洛神山崇拜观念习俗的产生即如是。 青海果洛藏区(俗称三果洛,即上、中、下果洛)是个雪山林立、河流纵横、湖泊棋布的高原牧区。这里不仅承继着藏民族共有的传统文化,同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多种形式在果洛广为流布,有抄本、刻本等文本资料,更拥有以口头说唱形式活跃于民间的艺人。调查表明史诗所反映的藏族古代先     

《重修大龙兴功德记》及其史料价值

《常山贞石志》卷15收录元人石刻碑文一则，全名《大朝因师南天大上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文为常山居土赵从证所撰，恒阳石匠杨春刻石，宣授辅教大师真定路提都僧录释印从书丹共篆额。这是关于元之际的佛教史，以及藏传佛教传入中原并影响蒙古王室政治活动的十分珍贵的资料。龙兴寺，又名龙藏寺，在真定府境，《金薤琳》记“余近以使事过之，闻府治东二里龙兴寺有古铜佛一躯．崇七十二尺，阁之覆者崇百有三十尺’哪龙兴寺在府治东二里。真定府，五代后唐改镇州所置，宋代治所在真定，即今河北正定县。元改为路，明又复为府。则碑文…     

纯粹的卡里斯玛及其传导性:当代康区及果洛地区藏传佛教转世喇嘛的心景

本文旨在对当代康区及果洛地区藏传佛教在复兴背景下纯粹的卡里斯玛(genuine charisma)现象进行一种社会学的研讨,其关注的焦点是当代我国境内藏传佛教的转世喇嘛的内质及其集体功能.在理论层面上,这篇文章质疑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他仅将卡里斯玛看作个人人格魅力,并且认为它经历着一个日常化(routinization)及最终消亡(denuse)的过程.作者基于对藏族深具魅力的转世喇嘛及其与寺院制度共生关系的认识,提出了在藏文化情境中,纯粹的卡里斯玛不仅是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现象,更关键的,它还是古老宗教体系集体性的表现.这类佛教里的纯粹卡里斯玛,不仅其再生得到了藏传佛教寺院制度的支撑,甚至还可以在希望获得它的人们身上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