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灵与神龛——以神龛为中心的考察

神龛是苗族人信仰世界中祖先安居的一个场所,祖灵是借助神龛这一象征表达与传递苗族人的宗教信仰。苗族人通过日常对祖灵居所(神龛)的祭祀与禁忌,诠释着祖灵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基督教与川康边疆建设 ——以边疆服务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四川西康民族地区开展的一系列事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康边疆的建设和发展。小学的兴建,改善了川康边民的教育环境,促进了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医院的开办,使边民首次接触了西医,促进了西医业在该地的兴起;农场的创建,扩展了该地农牧业的饲养范围,为川康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生计干事,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同时,边疆服务运动在边民的信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措施在客观上积极促进了川康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投毒”与唐代吐蕃政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投毒”的信息,贯穿了整个吐蕃王朝历史.依据这些记载可以透视吐蕃政治生活中的赞普与外戚、大臣之间的权利争斗,而这些争斗中隐含着吐蕃社会生活中的佛苯之间矛盾.另外,通过投毒手段、制毒过程等信息,可以看到“投毒”是唐代吐蕃政治生活的惯用手段以及吐蕃时代的一种民俗,这种方式可以迅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影响到吐蕃内部政局稳定或者外部归附势力的安定程度.     

跨界合作视域下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延边图书馆为例

本文从社会需求变化、图书馆自身发展、实现资源共享等三方面阐述了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的必要性,分析了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的几种形式,并以延边图书馆为例说明了图书馆进行跨界合作的具体实践,分析指明了公共图书馆进行跨界合作的探索路径.     

王静斋与顾颉刚的交往——以《顾颉刚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经白寿彝介绍,王静斋与顾颉刚结识,他不仅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五十年求学自述》,而且应顾颉刚邀请,在燕京大学演讲。在顾颉刚的引荐下,他主动接近政要,在国内积极倡导和实践中华民族的团结,为抗日战争凝聚人心和力量。同时,他希望前往中东宣传我国的抗日战争真相,希望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但终未成行。     

近代珠江流域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分工与互补——以两广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与内外贸易的扩展,位处珠江上下游的广东与广西之间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双方依据自身经济的发展进程的特点和需求,围绕着人力、资金、技术、商品物资等方面,建立了长期而频繁的交流,通过双方的分工与互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共同推动了近代珠江流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山地民族教育与本土知识传承——以古苗寨平鳌为中心的考察研究

民族教育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途径,本文尝试通过对贵州省一个山地民族古村寨教育及文化传承的调查研究,见微知著,以期对现代背景下我国山地少数民族教育及本土知识传承问题进行探索。     

宋初僧人对北宋文学革新的认识与回应——以释智圆和释契嵩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中叶的文学革新是我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北宋中期以来,古文运动继中唐之后在学术界再次掀起高潮。倡导古文、复兴儒学成为学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从韩愈到宋代诸儒,古文运动事实上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宋代学术界不同群体,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立场阐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宋学形成前,以释智圆、释契嵩为中心的一大批“儒化”的僧人,从佛学的角度对这场日益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给予了关注。他们对晚唐体、西崑体、太学体的批评,对“文”与“道”关系的认识与思考,基本上使古文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后来的文学复古革新和散文正宗地位的确立初步扫清了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地区中华民族话语的运用与发展——以《新疆日报》的考察为中心

“中华民族”一词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各界广泛使用和传播的核心宣传话语之一,在新疆地区亦是如此。当时的新疆省政府最初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使用了“反帝”“抗日”等地方性话语,后经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力引导,逐渐形成适应新疆区情的中华民族话语,从而实现了地方性话语与全国整体性话语的统一,进而以此推动新疆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升了各族民众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梳理抗战时期新疆地区中华民族话语的运用与发展,或有助于全面认知近代中华民族话语产生、构建与演变的多重面相及其复杂历程。     

晚清青海自然生态环境与民族社会文化考察及其意义——以科兹洛夫在青海的两次考察为中心

百余年前欧洲掀起了内陆亚洲腹地地理考察的高潮,包括青海在内的我国西北地区成为重要考察范围.其中,俄国考察家科兹洛夫多次进入青海地区,进行动植物标本收集分类、水文探测、地质分析、气象测试,对青海自然生态环境做了细致的考察.并深入青海少数民族生活地区,采用欧洲民族学界普遍使用的观察、访问等田野调查方法,对蒙古、藏、土等民族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们所留下的考察记录,对于今天保护与修复青海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传承青海民族社会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初期民族卫生工作的方针与措施——以全国民族卫生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培养干部、经济贸易、政权建设、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项工作.其中,医药卫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初步改善了民族地区的卫生状况,使少数民族人民的健康得到一定保障,而且在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认同.全国民族卫生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关于少数民族卫生的会议,在新中国民族事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满族萨满祭祀礼俗探异——以宁安关氏与九台石姓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满族是"满-通古斯语族"中萨满文化遗存保留相对完整的典型代表之一,祭祀礼俗是萨满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信仰的外在显现。世代承袭的宁安关氏与九台石姓家族萨满祭祀礼俗呈现出的众多差异,源于其各自家族不同的神灵谱系、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民俗活动中的仪式实践与神明形象建构——以大理鸡足山太子像的考察为中心

在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活动中,神像作为神明的化身,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载体,而相关仪式实践则是神明形象建构的基本途径。在大理鸡足山地区,释迦牟尼太子像在接佛节与打太子两个仪式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两种仪式实践对太子像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展现了人们并不一致的信仰观念,通过在仪式实践中对太子像不同特性的强调,人们创造了太子像的不同使用方法,并最终建构了太子像的双重神明形象。聚焦类似民俗活动特别是相关仪式实践中神像的使用,或可作为民间信仰研究的一种新路径,进而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借以加深对凝聚整合的认识和理解。     

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以近代广西为中心的考察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存在“二元经济”特征,即商品经济的外循环运行机制和礼俗交往的内循环运行机制。礼俗交往的内循环运行机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传统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机制同时也制约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初期中共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与土司制度的根除——以西南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初期,西南民族地区暂时保留了“土流并存”格局。同时以新政权建设为依托,中共从两方面培养了民族干部。一是分时期采取不同方式对土官进行政治安排,在初步稳定他们以后,启动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因此,土官成为改造式培养的民族干部;二是采取特殊措施,在西南塑造式培养了一个新型民族干部群体。最终,民族干部化的土官自我“背叛”了土司制度,发展壮大的新型民族干部替代了传统土官,土司制度得以根除。此举,既实现了民族干部的培养与土司制度根除的完美结合,又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藏团结与新闻叙事——以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出版的第一张党报,在其存续的4年多时间里,始终把宣传汉藏团结作为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与美、英、印等在西藏问题上的复杂较量,舆论上亟须廓清历史,陈明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于1950年年底设立后,报道藏胞建设家园与融入国家进程成为重要任务;而最为紧要的是进军西藏的统一大业宣传工作,遍传解放军与各族人民骨肉之情,一展举国同盼共庆西藏解放之景,是《新华日报》职所当为。文章梳理了《新华日报》在新中国成立至《十七条协议》在京签订前后有关汉藏团结的报道,该报如实记载了这一阶段的国家历史进程,生动叙写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风貌,有助今日体察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之珍贵,领会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深意。     

《太平广记》与唐代阿拉伯商人的科技生活(上)——以早期伊斯兰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广记》所载唐朝伊斯兰商人的科技生活虽然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是其中又确实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伊斯兰商人现实生活的生动体现。我们透过各种扑朔迷离的"传奇"现象,不仅看到了伊斯兰商人精明的财富意识,而且更加深刻领略了他们在冶金、医药、建筑、航海、生物等多方面的博学才识和他们不畏艰难的探险精神风貌。事实上,伊斯兰商人的科技生活已经构成了唐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平广记》与唐代阿拉伯商人的科技生活(下)——以早期伊斯兰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广记》所载唐朝伊斯兰商人的科技生活虽然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是其中又确实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伊斯兰商人现实生活的生动体现。我们透过各种扑朔迷离的"传奇"现象,不仅看到了伊斯兰商人精明的财富意识,而且更加深刻领略了他们在冶金、医药、建筑、航海、生物等多方面的博学才识和他们不畏艰难的探险精神风貌。事实上,伊斯兰商人的科技生活已经构成了唐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