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加快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治理探析

社会转型加快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西部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加之人口增长过快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凸出.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对于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我国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通过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明确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适合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对策.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治理研究

正义的空间之维及转向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的空间优化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也是民族地区空间治理的目标所在。空间正义为民族地区的空间治理提供了内在逻辑与行动选择,民族地区空间治理现代化是空间发展环境和规律的客观性要求,是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制度化建构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族地区空间利益主体的参与性表达诉求。因此要实现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实现更加平衡的空间发展,其实践建构可以通过掌握民族地区空间资源信息,细化具体性措施和规划、关注结构因素,制定不同尺度的空间发展战略和政策协调多方利益、公平配置空间资源和要素、扩大公众的参与,保证政策措施落地等路径实现。     

论民族自治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作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县政府面临中国县级行政机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普遍性问题和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殊性问题的双重压力,其治理具有基础性、民族性、地域性、自治性等特点.民族自治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当代中国民族理论以及现代治理理论为基础,着力解决自治县安全稳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民族文化发展繁荣问题、县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改革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通过完善和创新自治县各项制度机制、协调自治县多元治理主体关系、优化自治县治理方式、繁荣民族文化等路径,着重实现自治县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能力、治理主体培育能力、治理方式法治化能力、民族文化发展能力的现代化.     

青海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内外因条件分析

本文从两个向度上探析了青海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基础条件 ,这是青海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不可回避的前提。只有正视这一点 ,找准民族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 ,把教育变成一个民族的自觉行动 ,才能发挥民族教育的功能 ,这是青海经济振兴的希望所在     

基于人本管理的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四省藏区按照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新要求,面临加快全面发展的重要机遇。四省藏区受相似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稳定关系和民生改善诉求等多因素的交织影响,导致区域社会治理更加重要、复杂和艰巨,因此亟需转变由政府包揽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分析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特殊性的基础上,基于人本管理提出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的新理念;综合人本管理和社会系统管理观点,提出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的系统观;借鉴平衡记分卡理论,从利益、主体、环境和学习等四个维度提出优化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系统的对策建议。     

试析清初对青海藏族社会的治理

清代初期,对青海藏族部落的治理,经历了由松到紧的一个过程,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发生是此过程的分水岭。文章主要探讨了顺治到雍正年间对青海藏族部落治理的状况,认为通过雍正年间的悉心治理,清代加强了对青海藏族社会的管辖。     

试论用经济方略治理青海藏区

历代中央政府大都采取“安藏必先安青”的政策 ,所以用经济方略治理青海藏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 ,青海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不利因素 ,因此必须坚持从青海藏区实际出发 ,抓住历史机遇 ,趋利避害 ,扬长避短 ,才能促进青海藏区的稳定和发展。本文的具体措施建议为 :大力发展有机农牧业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培养人才 ;加大扶贫力度 ,加快资源开发 ;优化产业结构 ,扩大对外开放 ;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藏区稳定。     

论青海高等教育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青海高等教育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并探讨二者的内在关系,对促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民族高校群众工作创新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民族高校群众工作既有与普通高校相一致的一面,又有与普通高校相区别的地方,有自身的特殊性。面对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道崭新课题,民族高校必须坚持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宗旨,建立健全民族高校治理机制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紧紧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参与,让群众受益,提升民族高校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培养更多的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论社会转型期治理诚信缺失的法制保障

诚信缺失给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和危害。在治理诚信缺失的众多措施中,法制保障为重中之重。发挥法制的保障作用,应加强诚信立法,完善诚信法律体系;完善法规,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健全制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诚信执法与监督,提高司法公信力,为社会诚信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

吐蕃统治敦煌的官府牧人来自当地居民,放牧马、驴、羊等牲畜,每年向官府上交毛、皮、肉等畜产品,并提供畜力。官府则给其一定口粮,对他们放牧的官府畜群进行定期检查。这一做法源自吐蕃本部,并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官营畜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

元朝和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当时的西藏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可以说两朝对西藏都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元朝和明朝的治藏政策既有共同的一面又各具特色,文章仅从"独尊一派"和"多封众建"来分析元明两朝治藏政策的特点.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清朝对新疆的治边方略述论

古代的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清代,力求边疆地区"夷夏一体"的思想已成为清代治边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并且直接影响了清代边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清朝前期在新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政策,完全是适应当时当地现实需要,在继承和发展以往各代治边思想与政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改设行省标志着清政府"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被内地划一的治疆理念所取代,这是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Governing multicultural Brussels: paradoxes of a multi-level,multi-cultural,multi-national urban anomaly

ABSTRACT

Updating our earlier work on Brussels as the paradigm of a multi-level, multi-cultural, multi-national city, and in the context of Brussels’s recent troubled emergence as the epicentre of violent conflict between radical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sets out the paradoxical intersection of national (i.e. Flemish and Francophone), non-national and ethnic minority politics in a city placed as a multi-cultural and multi-national ‘urban anomaly’ at the heart of linguistic struggle of the two dominant Belgian communities. Brussels is one of the three Regions of the Belgian federal model alongside Flanders and Wallonia. It is also an extraordinarily diverse and cosmopolitan city, in which a mixed language Belgian population lives alongside very high numbers of resident non-nationals, including European elites, other European immigrant workers, and immigrants from Africa and Asia. After laying out the complex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competences within the Belgian federal structure, we explore whether these structures have worked over the years to include or exclude disadvantaged ethnic group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se processes, we introduce our view of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清季报刊中的朝野筹藏观

清末,随着近代中文报刊的兴办,朝野筹藏观逐渐趋于成熟,对中央政府的西藏施政也起着指引和参谋作用。但国内舆论低估了改革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使国人对西藏新政带有盲目乐观和自大的倾向,对政府改革走入误区有一定影响。     

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

文章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主要探讨明代以茶驭番的治藏政策,并分析了汉藏茶马互市在治藏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汉藏茶马互市制度的实施,是明代有效统治藏区的关键。历代汉藏两地之间单纯互补的经济贸易活动,到明代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治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