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影像”与后殖民时代的影像民族志

以自传式纪录片为载体的"土著影像",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者索尔·沃斯和约翰·阿代尔进行"纳瓦霍人电影计划"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自我表述和"影像赋权"。土著族群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影像民族志",根本性地改写了民族志电影作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影像创作的文化殖民霸权,产生了更为深入、具有丰富阐释价值的影像文本,在当代视觉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民族志舞蹈影像的早期实践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以肢体动作与表情神态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人类文化形态，舞蹈与影视人类学的渊源较为长远。电影自最初发明时期，就以舞蹈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之一，在展示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者第一次深入田野开展民族志电影记录，舞蹈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象征着地方、民族传统消亡与抵抗的并存。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土著民族舞蹈为核心元素的影片，不仅在大众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娱乐电影类型，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血脉，并且逐渐从单纯的素材记录走向学术阐释与文化建构的新方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志电影与舞蹈的关系逐渐以简单的形态记录，逐渐走向更超多元表达的舞蹈影像志。此外，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舞蹈影像志也具有了影音档案的功能和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巴厘岛的人类学影像——米德与贝特森的影像民族志实验

2013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35周年的祭辰。这位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写作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女学者,也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实践先驱与学术奠基者1936—1939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以拍摄电影和照片的方式,从事当地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次影像民族志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米德更成为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助产士,她撰写的论文《文字学科中的视觉人类学》是该学科在创建之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篇学术文献。     

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与族群景观——林惠祥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

作为现代中国大陆最早开展台湾原住民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先驱,林惠祥在1929、1935年两次台湾之行中都拍摄了不少台湾原住民社会生活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田野摄影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景观与社会状况,而且体现了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很早就通过光影之间的视觉手段来生产民族知识。围绕林惠祥这些尚未被广泛认识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的相关讨论,有助于思考人类学、田野摄影与民族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Visual Anthropology辨识

电影机、摄影机等影视工具的发明对人类学田野考察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随之产生的大量具有人类学色彩的电影和摄影作品,使Visual迅速成为人类学的关键词.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志影视拍摄和制作的原则和规范、观察方法的挑战与摄影技术的本质、摄影社会的环境和交互作用等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影视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的发展.     

文本、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九十

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最早尝试是富人和精英群体研究,这一"向上"道路是他的田野实践使然。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概念发生变化以来,这一整体性思想就和20世纪80年代发轫的世界体系理论契合,全球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学的田野条件,因为多场景的变换、多地点的联系构成全球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库斯不断地将反思和现代主义策略注入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中,与其说他告别"写文化",不如说他以新的方式探索被搁置的民族志方法论,重新审思民族志书写方法。格尔茨对"写文化"创建者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库斯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再次将文本审美和田野关系纳入人类学学科的核心议题。     

行走于钢丝之上——看《别姬印象》

自上世纪末以来,云南一直致力于电影对其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进行新的自我阐述与影像塑造,"红河三部曲"堪称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同由红河拍摄的另一部电影与"红河三部曲"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逻辑,以另一种方式构建了一个关于云南的影像文本。这部电影就是《别姬印象》。     

中国节日影像志跨文化传播：现状及前景

以影像方式记录与传播节日文化日益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认同,并产生了强大的传播效力,中国节日影像志就是这一宏阔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在每一个节日影像志的创作实践中,田野的跨文化实践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实践中一方面要关注“主位/客位”的转化问题;另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在互动交流中书写出一种既充分尊重对方,又保持自己理解的一种新的民族志文本。这种新兴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是“写文化”书写者们所极力倡导的。结项评审会和开题培训会、影展与讲座中的分享与传递、带节日“回家”等是中国节日影像志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方式,而互动式数据库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则是其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前景。     

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以《三水故事》为例

小说化成为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文学文本和民族志具有的相似性和共同性使小说民族志化也成为一种可能.本文将地方性小说<三水故事>放在文学人类学视野下,分析探讨文学文本.中不经意的民族志书写特点,进而寻找文学文本的写作和民族志书写的共同之处,讨论小说民族志化的可能性.     

复原重建与影像真实——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再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学术与电影制作机构合作拍摄的16部纪录片的统称。这些纪录片是中国第一批人类学民族志电影,如今已成为了解多个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生活与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料。"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采用了复原重建式的拍摄方法,通过扮演、摆拍等方式,再现业已消失的民族政治、经济、宗教活动和生产、生活场景。本文对于这种影像创作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加以探讨,并通过与当代人类学者拍摄的作品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复原重建"方法的得失所在。     

民族志影视片与博物馆——历史及概况

本文主要以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为重点,对基于近来发展的民族志影视摄影学之潜力加以扼要综述,主要讨论由对民族志影视片各种用途的不同探讨与描述所揭示出的多种选择及其局限。民族志影视片的种类堪称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定义的标准显然与民族志研究者所拍摄的内容、抓拍技巧、编辑风格和结构、题材、观众对象、利用方法以及与印刷材料的关系等方面有关,然而,制片人也并不一定非要包括田野民族志工作者。影片风格可以是侧记式的、     

实验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反思

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经历了随意写作、科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三种范式,本文分析了在人类学史中推动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转移背后的动力,指出了科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优势和缺点,三种实验民族志文本写作体裁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质疑了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付诸实践的可行性.最后指出了在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喧嚣过后,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趋势又重新回归到了科学民族志范式.     

民族志"书写":徘徊于科学与诗学间的叙事

一、"书写之椽":一种民族志表述的反思 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民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整地表现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分析和解释.参见T.Barfield(ed.),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UK,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157.但是,民族志无论作为一种学科的原则,还是调查的方法,抑或是人类学家书写的"作品",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都有着不同的主张,这也构成了人类学重要的历史内容.     

《如何做田野笔记》中文版出版

自《写文化》开始,人类学者已经十分强调写作的重要性和策略性。人类学研究基于民族志,而民族志写作的起点和基础则是研究者的田野笔记。田野笔记是研究者在深入参与他人生活的过程中用来描述自身经历和观察的记录。那么,如何做田野笔记呢?美国当代知名人类     

双向书写——一种民族志方法的可能

本文讨论了科学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关于书写问题的分歧。在此基础上,试图适当地改变书写主体,提出一种双向书写的民族志的新尝试。这种方法主张将被研究者纳入书写工作中,让其参与到文本的书写过程。试图在一个文本中进行双视角的书写,换个角度去实现民族志的"本真性"。     

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

传统的民族志很少谈及调查者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经历 ,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个人的主观色彩 ,突出民族志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事实上 ,任何田野调查都是调查者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与被调查者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一种接触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 ,田野调查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田野”。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之后 ,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 ,我们的调查也面临着“田野”的新挑战。几年前 ,笔者随一个课题组到某朝鲜族农村进行调查就有一些新的感受。(一 )田野进入方式进入田野是人类学、民族学开展田…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困境

一、民族志假如说在人类学上曾有过一次马利诺夫斯基革命的话,那是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在社会人类学中改变了理论与民族志两者间的关系。粗略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理论和民族志(乃至理论家与民族志学家)两者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这种说法当不致于引起误解。马雷特曾说过:“在书斋中搞研究的人忙着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从事田野调查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