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演进博弈: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社火历程

河湟西纳地区的拉沙阳坡村,被原为一起出演社火的阴坡村弃离之后,在沿承河湟社火基本套路的同时,依借本村山神信仰等文化资源,极力寻求有别于阴坡村社火的出演内容,从而推演出以“耍牦牛”为核心特征的社火文化.借由阳坡社火之出演历程可以看到文化如何被转接、移植、改造、链接乃至形构.更为重要的是,与已有的文化或文化载体抗争式的演进博弈在文化的形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人群凭借文化在区域内为宣示自我身份、证明自我价值以及强调自我位阶的意识主导下,新的文化在演进博弈中形成.     

元代河湟藏族社会状况探略

文章主要对元代河湟地区的藏族部落的分布、人口及其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及宗教等作了分析论述。     

明清河湟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河湟地区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区位条件、民族组成以及环境背景,其城镇的演变也极具地域特色。本文从政治、军事、贸易、宗教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在明清时期城镇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政治军事因素是城镇演变的主要因素,民族贸易的作用不容忽视,宗教的社会影响虽然很大,但在城镇演变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明清时期河湟地缘社会多元组织结构探析

明清时期的河湟,因族群新格局的出现,其社会力量与组织结构呈现为复合性和多重性.这时河湟各族群因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各自具有其社会组织形式.他们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形成中央、地方、部族和宗教等多元结构,长期以不同类型并存于河湟,持续影响着这里的社会进程.可以说,河湟多重地缘组织形式的建构,是区域内部诸族群不同社会归属及地方与中央关系影响的结果.     

试论明代青海河湟地区人口迁移

本文着重论述了明代河湟地区的移民活动状况,描述了人口迁移活动的历史过程,较详细考证了移民的来源、迁入区以及移民的方式等相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移民史的空白,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的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共创与共享:清代河湟地区的民族节庆

清代河湟地区各民族处于共同的时空场域,各类宗教节日和文艺娱乐活动都有各民族共同参与,形成了共同创造和享用的文化机制,体现了河湟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和生活追求,部分消解了民族界限和宗教隔阂,起到文化交流、融洽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     

青海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与道教互动

研究多元民族文化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各文化间交流、互动和认同对于研究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自觉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青海河湟地区是藏文化与汉文化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形成互动、互融格局较为典型的区域.本文通过道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影响的个案考察,辨析两者在青海地区传承、发展变迁中的各民族文化间互动交流关系建立的根本动因.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虽然出于宋王朝的军事战略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一)

文章对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的产生的历史轨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 ,以及对河湟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及其教育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殖根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二)

文章对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的产生的历史轨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以及对河湟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及其教育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殖根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清代河湟地区的土地垦殖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是河湟地区农业持续发展时期,土地垦殖的速度加快,到乾隆年间位于河川谷地的农田均已开垦出来,但随着人口增加,土地的开垦逐渐伸延及山坡地。坡地、山地的增加,对山体植被破坏较大,水土流失加剧,造成部分农田的荒废及环境面貌的改变。     

清前期藏区驻军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清前期出于对藏区统治的需要,朝廷在藏区驻扎了相当数量的军队,驻藏军队的物资来源既有中央政府的调拨,又有军队屯田的自给。军屯既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藏汉民族间的融合,对藏区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清初岷江上游地区民族教育研究

清代,地方教育作为“教化远人”的手段,积极配合中央统治权利的西向发展趋势,使得西部边疆迅速与中原地区产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方方面面都与中央王朝或中原传统相互交融,西部边疆对中原文化与政权的认同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逐渐展开。岷江上游地区处于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之间,是藏彝走廊的东北边缘,属于过渡地带;由于土地、人口以及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教育在清初得以迅速发展,区域内人心向化和民族融合的态势也渐次形成,继而推动了过渡地带以及民族地区对于中原文化与王朝国家的认同。     

清代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变迁

清代入关后,青海蒙古虽名义上隶属于清廷,实际上却游离于清廷统辖之外,独霸着青藏高原;直到康熙晚期,随着清军入藏驱准的胜利和西藏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及川藏划界,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和康区的控制宣告结束,特别是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息,清朝通过编旗设盟,将青海蒙古纳入清朝的直接统辖之下,使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发展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的曲折过程.     

清初回族名将杨谦、杨凯--清代回族名将史事辑考之一

清代的回族将领大多是经由武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有的还通过军功或劳绩而成为显赫一时的名将,杨谦、杨凯兄弟就是其中之佼佼者.杨谦以解元、状元"两元及第"荣耀京师,官至天津镇总兵.杨凯以武进士身份"钦点"入武英殿纂修,声名日隆,能诗,以军功累至湖广提督,儒将风范甚为时人赞扬.     

浅谈清代八旗

八旗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入关前,它实行兵民合一,即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对推动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化各族人民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入关以后,八旗官兵又被派往各地驻防,成为单纯的职业军人,他们为巩固边疆、抗击外来侵略、促进民族间的大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清朝由盛及衰的转变,八旗官兵骄奢淫逸的弱点充分显现出来。最后,八旗制度在清朝的消亡中走向解体。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侗族传统家族制度与清代人工营林业发展的契合

在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中,都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广泛的合作,而有效的合作就需要有制度的保障。贵州清水江下游侗族人工营林业在清代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侗族社区的家族制度的保护下得以实现的。人工营林业是一个连片经营与产权稳定基础才能获得发展的长周期产业。人工营林业的这些特性在侗族家族制度中得以契合,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这种经济活动方式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推动着侗族地区人工营林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