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释“土司”一词的演变

“土司”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界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将“土司”一词在明、清两朝的演变细细梳理一番,则“土司”一词在不同时期的所指亦有脉络可寻.嘉靖时期“土司”一词刚刚从“土官”一词中衍生出来,使用次数很少,是明朝以来民间对于兵部或吏部所管辖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官机构或首领约定俗成的泛称.万历至明末,“土司”一词开始普及,其所指与嘉靖年间大体相当,但也有个别例外.清朝以来,“土司”一词普遍泛化,往往与“土官”一词混用.无论是文职土官,还是武职土官,亦或藏族、维吾尔族部落首领均可称为“土司”.由此导致在《大清会典》中,吏部既管辖文职土官,也管辖文职土司;同样兵部既管辖武职土官,也管辖武职土司.清代“土官”、“土司”两词虽可混用,但吏部与兵部的管辖职责却是清晰的.     

钱召棠和他的《巴塘竹枝词》

19世纪40年代巴塘粮务钱召棠所撰<巴塘竹枝词>,多角度、多层面地摄取其时川西巴塘藏区社会生活的画面,揭露了巴塘地方遭受土司头人和寺院喇嘛的苛重剥削以及清中央治边吏治的腐败等等,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这组咏藏诗作以源于民歌的竹枝词为载体,在艺术上也颇具魅力,体现清代咏藏竹枝词创作之繁荣.     

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经过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土司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逐渐向地方乡绅转变.此间,川边土司一方面依然依靠传统的藏传佛教力量维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与藏传佛教寺院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之间冲突体现在“大白事件”和“朱倭土司与灵寿寺械斗”事件,调节这一时期川边土司和辖区外相互没有政教隶属关系的藏传佛教寺院的矛盾,倚重于国民政府以政治调处结合军事威慑的调处机制化解双方矛盾.国民政府对双方矛盾调处的掌控力不断加强,成为民国时期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的主导力量.     

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

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晚清循化厅所辖藏区的部落冲突与演进

晚清时期,循化厅所辖藏区部落关系比较紧张,部落冲突是部落关系的基调.持续冲突造成的安全危机,既导致部落间超越血缘关系地域联盟与寺院核心大联盟的出现,也促使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与升级.由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造成的生存威胁,既是造成部落间冲突的资源基础,同样也是积淀为"部落的道德"的物质基础,为部落关系演变的基本驱动力.     

论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

军事组织体制是国家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与土兵制度密切相关.其土兵武装力量包括土司武装、土司部落武装、家支武装、土屯武装等四个方面.土兵的兵种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步兵、骑兵、水兵、马兵、战兵、守兵、塘兵、铺兵等.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员额是随着中央政府官兵的强弱和战争的多少而增减.元代土兵编制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及牌子四级.明清时期土司军队大多实行营、旗制度.西南地区土兵名号仅限于湖广土司.     

从民国川西北土司头人的几件控状档案看蒋介石对“剿赤军”军纪问题的处置

军纪问题事关一支军队的成败,而蒋介石历来重视军纪,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剿赤军"军纪仍差且剿共失败。究其原因何在?文章检视了川西北土司头人苏永和、王生秀等对国民党中央军军纪问题的控状档案及蒋介石的处置电报,指出蒋介石治军虽"严以军纪",但重"人治"轻"法治",过分信任部下嫡系将领,轻信涉事者主官的"调查"结论,不严格走司法程序,有法必依,故不仅让原本对国民党军及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川西北土司头人大失所望且使军纪问题成为国民党"剿赤军"最终败绩的原因之一。     

从藏族人民挖掉部落械斗的根子谈起

居住在青海省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千百年来吃尽了部落械斗和民族仇杀的苦.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煽惑脅迫劳动农牧民群众参加他們所一手制造的部落械斗或民族仇杀,劳动人民出錢、卖命,而他們却从中漁利。远的不說,仅仅解放后的八年中間,由反动牧主制造的“草原糾紛”便达三万多起。同仁县血治部落与加吾崗部落的械斗,便是全省千百件部落械斗中的典型事件之一。同仁的加吾崗乡,是藏族聚居的半农半牧区,由以前的兩个部落合併而成。一个是血治部落,头人是世襲千戶大牧主多日杰,另一个是加吾崗部落,以前     

西藏寺院旅游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目前寺院旅游收入分配问题突出.通过对西藏寺院的调研,发现寺院旅游收入分配中存在居民利益未得到重视;寺院旅游收入差距大,僧人生活补贴相差明显;生活补贴偏高,公益和教育支出偏低;寺院财务管理的规范性有待提高等问题.寺院是宗教活动场所,寺院旅游应适度;僧尼参与寺院旅游获得的是生活补贴,不是薪酬;社区是寺院旅游的基础,利益应得到保障;僧人的补贴不宜过多,差距不宜过大;寺院应进一步增加人才培养和社会公益投入;作为经济实体,寺院财务管理应更加规范.     

清后期蒙古地区经济问题对蒙藏交流的影响——从新发现哲蚌寺文书谈起

清朝政府采取的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有力促进了蒙藏民族关系的发展。有清一代,无数蒙古地区僧人香客、学者前往西藏进行熬茶祈福、求经学法等活动。其中,往来于西藏与蒙古地区的蒙古僧人为蒙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来自不同地区或部落的蒙古僧人,为求学来到西藏各大寺院,并按籍贯被分配到不同的康村和弥村中居住学习。到了清后期,蒙古人赴藏熬茶的次数变少,赴藏求学的蒙古僧人数量也逐渐减少。这就直接导致西藏各寺院中蒙古僧人居住的康村及弥村的衰落,出现了西藏格鲁派重要寺院的僧人到蒙古地区化缘的情况。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清后期蒙古各地区经济的不景气。陷入破产边缘的蒙古地方经济,直接影响了深受蒙古人重视的宗教活动。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是开展社会活动的重要基础,也是各民族交往以及其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     

"舍把"辨证

本文针对《中国历史大辞典》“舍把”词条释文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舍把作为土司管区土舍及土目中的亲信 ,其活动地域并不超出湖广土区 ,直接管理比峒与村寨范围大得多的旗 ,管理职能上没有湖南、湖北不同的区分 ,担当土差亦无外乎冬围行猎、充当衙役、外出结盟、下乡视察、料理民间词讼、征解秋粮银、列阵出战、节制外来客民等等 ,由此在围占肥田美地、拥有私人豪宅与马匹、享用防苗工食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其频频参与土司管区重大活动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架空了土司事权 ,加剧了土司与土民和汉区官府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拉加寺及拉加版《甘珠尔》

拉加寺位于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东北部黄河北岸的拉加乡阿尼军功山下,是青海省黄河沿岸最著名的格鲁派寺院。该寺的创建者为额尔德尼·墨尔根堪布·坚赞鄂赛尔,有时也叫格西庆摩·坚赞鄂赛尔。他于藏历十二胜生火马年(1726,清雍正四年)生于阿尼玛卿山下的阿里克部落(阿里克亦译作阿柔,明末清初,游牧于今玛沁县与兴海县交界之温泉、曲什安河等地,道光年后,一部迁至今海北祁连县,称为阿力克部;另一部在河南蒙族自治县等处游牧,称为阿柔部落,或作藏阿柔部落)。17岁时去卫藏     

土司研究取向的新视野

自2013年至今乃至一定时段内,土司研究取向呈现出一种新视野,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土司机构与职衔研究方面,土司机构利益的谋取、土司机构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土司机构权力的法律监控,将成为新常态;第二,土司制度研究方面,土司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土司制度的终结、土司制度的专项制度研究,已成为新的取向;第三,土司区治理方面,其研究取向将在土司区的国家治理、土司区的地方治理、土司区的边疆治理等呈现新视野;第四,土司文化方面,其研究取向将在土司文化的理论、土司遗址、土司衙署(庄园或官寨)等方面呈现新视野.对土司研究取向视野作回眸和前瞻,以期深化土司相关问题的研究.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职能及其转变

清土目职能由明代带兵、朝贡职能向清代"提唤"职能转换,不仅表明土目活跃于地方社会并参与地方事务,而且能够说它借助家族村社控制土司社会了。明朝时,土司区尚未完全形成朝廷、土司、家族村社三级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在明洪武年间处于发育期,基本以朝廷、土司的二级互动形式进行运动,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才形成蔚为大观的规模,并迅速转化为朝廷与家族村社之间二级互动模式。     

清末甘南藏族聚居区的法与社会秩序——基于光绪年间黑错与买吾的冲突为个案

清末甘南藏族聚居区,番例、寺规、官谕与评议等适用于当地的、广泛意义上的“法”,都不足以获得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规范的共有状态.当地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它的形成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倡首者提出某种标准或方案,围绕这些标准或方案反复展开首唱与唱和,通过这种运动或尝试不断达成而又解体行为规范的共有状态.这种地域性社会秩序实际上是通过部落、寺院、官府及乡老等不同的组织或主体围绕“约”的行动,而呈现出一种对抗与整合的动态.     

民间信仰与村落文明——以藏区神山崇拜为例

根据实地考察,以神山崇拜为主的民间信仰在当前藏族地区不仅具有广泛性或普遍性,而且在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文以神山崇拜为对象,通过个体、群体、性别和寺院四个角度,对神山崇拜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文化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微观描述和宏观探讨.     

壮族的尼

尼 ,是壮族特有的拉弦乐器。又称瓦琴、壮族七弦琴。历史久远 ,型制古朴 ,音色柔晰 ,常用于独奏或合奏。流行于广西东兰、凤山、巴马等桂西北壮族山区。尼的历史虽文献无载 ,但在近代地方志和老艺人记忆中却可追寻。《凤山县志》载 :宋代凤城有罗氏土司 ,且是兄弟两人 ,兄罗绍远 ,弟罗绍迁 ,是远近闻名的富户人家、土司头人 ,流传至今的许多凤山民间传说都与他们有关。在东兰县 ,相传明代初年 ,有位县令来上任 ,当地名流曾组织过四五十人的尼乐队为其捧场 ,并且将乐手名字刻在了石碑上。由此可见 ,尼出现于宋代 ,已有９００余年历史…     

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二)

工布朗吉的起事与失败嘉庆二十年(1815年)川督常明在虚报“焚毙”罗布七力以后,匆匆地拟定一个善后方案:“以中瞻对地方折为四股,分赏上、下瞻对对土司及其出力有功之头人,不惟足示羁縻,且使其瓜剖地方,各土司亦不致增具强盛。”但千百年来,在交通闭塞的土司部族社会里,土地、牧场的兼并都视实力的大小而定,而不取决于外力的赏赐。因而官军一走,罗布七力父子又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了他们的领地。     

论彝族土司治理权的近代变化

彝族土司存在了七百多年，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土司。梳理近代彝族土司在彝区治理权的变化，结合奏折御批、凉山碑刻、清代凉山历史档案以及民间口述史料来研究彝族土司的的地方治理，更能客观地展示其治理权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可见彝族土司职权的国家依赖性，权利变化受制于中央, 并且始终与黑彝存在利益博弈，其社会治理权在国家统一与国家动乱时，有着极大的不同。国家政权稳定，彝族土司治理权稳定并得到加强；同样，当国家出现危机，土司权利也受到威胁。近代彝族土司权利变化正好与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时的权力的变化相对应。     

荣耀与追求:广西壮族土司民族认同之考察

历史上广西壮族土司的"攀汉现象",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英雄历史心性的体现。壮族土司以及受土司影响而在壮族民间所形成的"汉人后裔意识",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壮族自我意识的缺失。这种文化策略,也是历史上壮族"汉而不化"、"融而不合"奇妙现象的原因之一,对后来的壮族民族自我意识的再生亦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