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宗族发育过程中的等差数列现象及其原因探析

汉人宗族以等差数列的方式向前发展,其发展差数为五世(实际代数为四代).它经历了从春秋时期的五世宗族,到九世宗族,再到西汉时期《尔雅·释亲》十三世宗族的跃迁.而后至宋代“欧苏谱法”,继承了这个差数跃迁原理,明确了“五世一提”或“五世一图”的思想,为近世十三世以上的大规模宗族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铺平了道路.这可以在中国汉人地区获得广泛田野证明.中国宗族的这一发育原理有其先验认知图式的支持,是中国古代宇宙观和空间政治观的一种投射与体现.后世大规模宗族的出现并不单纯是开襟臣民祭祀始祖的作用,与“百世不迁”的大宗法模式无关,亦非单纯遵循自然的人口世代繁衍规律的结果,而是一种文化图式的规定.     

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以清季民国北方商镇杨柳青为个案,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与核心圈层,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由此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百年汉人宗族研究的基本范式——兼论汉人宗族生成的文化机制

本文在以往汉人宗族研究述评的基础上,以学术批评的眼光,从一个长时段的框架里审视了汉人宗族研究的内在发展脉络,认为汉人宗族研究先后出现了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论、系谱体系论、历史过程论和后现代主义等五种基本范式。这充分反映了学界在汉人宗族认识上的不断深化。     

回顾与反思: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汉人宗族研究

宗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学家将其视为透视中国汉人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回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当前宗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几点思考:宗族与家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指涉范围;宗族不仅是血缘群体,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社会文化团体;宗族乡村研究模式和功能主义视角的局限及超越;对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分析应关注其中暗含的经济因素。     

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

宗族研究区域由南向北转移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北方宗族问题历来被学界视为非典型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从实体性功能组织到注重宗族的系谱性原则和归属感,再到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礼仪和制度.伴随着宗族概念的厘清,从事宗族社会史的研究者需要从文献和实践结合的层面重新审视北方的宗族问题.在此背景下,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已经成为研究者开展宗族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区域.     

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辽金时代的所谓“汉人”，是特指辽朝境内以燕云十六州人口为主的汉族人民。由于长期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汉人”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风貌，以致于使他们的民族归属难以被认同：宋人不承认他们是汉人，视之为“蕃人”；而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却仍将他们看作是非我族类的汉人.“汉人”自身的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政治态度非常灵活，宋人对他们颇多猜忌和防范。金朝前期，“汉人”的民族地位和政治势力明显优于“南人”，海陵朝以后，“汉人”势力最终走向衰落。     

做客敕勒川

宗族是汉人社会的一个文化表征体系,对于理解空间中国的形成具有重要认识论价值。宗族制度可以到华南、台湾,甚至域外,但在西北却不能向内亚腹地延伸。内蒙古河套平原上的大量汉人移民,大多是走西口的后代,但是他们却不在口外造宗族,而是回归祖籍与老家的同宗人口一起从事宗族活动。这篇简短的民族志报告试图探索口外的汉人何以要回到老家建设宗族。     

汉与非汉视域的宗族、家族研究阈径——兼论氏族、世系群、家族村落系亲缘而非血缘集团

本文在以往汉人宗族家族研究与评述基础上,关注了非汉视域的大家族及其研究,以史学、民族学与汉人类学三维度,分析汉与非汉宗族家族研究及其分支阈径,主要为:中国史学本体与人类学本体的历史人类学之家族宗族研究;西欧汉学与西欧汉学脉络的汉人类学宗族研究;中东欧民族学与历史民族学脉络的非汉族体大家族研究。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式传承

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式传承曹彦生髡发，即剃去部分或全部头发；辫发，即编发为辩。汉族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至深，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①剃发本为刑罚之一种，称做“凳钳”。于是汉人蓄发盘髻，以剃发为辱。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及受其文化影响的东...     

清末民国杨柳青商绅性文化在新疆的衍生

杨柳青人随左宗棠湘军西征赶大营入新疆,使其文化和自身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杨柳青的业缘、族缘、乡缘与兼重官民、城乡之商绅性及其文化,寓于商业、宗族、乡族与信仰组织而西植;同时使其自身实现由农民、船工向商人市民的转化;亦促使了新疆历史上汉人主体由屯垦农户向城镇居民的近代结构转变。     

历史记忆、国家意识与族群互动——《灌溪匡氏宗谱》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读

谱牒作为汉人的历史记忆,是祖先认同的根本情感纽带和主要表达方式,也是社区内外族群互动的有效中介.匡氏族群边界的清晰与否视祖先世系的远近而变化,依次为永思堂、善本堂、匡氏公馆乃至山西晋阳堂,而这一线索在<灌溪匡氏宗谱>语焉翔实.宗族"有身份的人"在宗族与国家语境下纵情发挥,抒发代代相传的忠孝情怀.     

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陕北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该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开发较晚,其宗族形态呈现出了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以往学界对我国的东南宗族关注较多,对北方尤其对西北的宗族关注较少。本文就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作一探讨,以期为宗族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区域个案。     

格鲁派之觉域教法传承初探

本文作者结合藏文文献和十多年的多区域、大范围田野调研资料,认为学术界长期以来持有的“觉域派教法从15世纪不复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指出创建于公元11世纪的觉域派,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其教法逐渐影响各宗派,且在各宗派中形成不同的传承.仅就格鲁派而言,不仅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甘丹耳传”、“完萨耳传”觉域教法传承等,而且还具有独特的教法经典和法事仪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与作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结构包括宗祠、族谱、族训族规、族长及族田.宗族组织具有族内的等级性、族长的权威性、执法的宗法性、族田的福利性等特点.由于明清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组织提供支持,这无形之中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故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仅成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     

乌桓、鲜卑的习俗

前汉以来乌桓族与汉人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关于乌桓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社会组织等情况,当时的汉人已有了相当深入的观察,因此,现在据记载的内容,还是容易推测的。晋陈寿的《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总序中说:“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矣。故但举汉末魏初以来,以备四夷之变云。”说明陈寿所记乌桓鲜卑的史实,不外乎晋以前几种汉史的内容。     

实事求是:文化人类学的追求--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一

人类学首要的目标是反映社会事实,多做田野调查能使我们的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更贴近社会事实.以对中国南方的宗族组织为例,田野作业的成果显示,宗族组织的等级结构应该是家庭、家族、房支、宗族四个层次;宗族组织的功能首先是协作功能,其次才是政治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后,宗族组织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改革开放后它则从隐性转向显性.这样的表述可能会更接近社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