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为理论依据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清晰地勾勒了不同现代性思想间的逻辑线索,展示出一幅现代性不断展开并逐渐陷入困境的图景。意识形态概念与现代世界和人类的现实历史命运相连,它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产生,其理论的每一次发展正契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是现代性政治的典型表现。面对意识形态政治,应分析其内在冲突及其原因,防止现代政治进程中理性的过度膨胀,或是对于理性的彻底不信任;应承袭施特劳斯所主张的、古典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审慎的精神气质和理论态度。     

"现代性危机"映射下的大学困境————从《闭塞的美国心灵》解读艾伦.布鲁姆的教育哲学

美国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的《闭塞的美国心灵》是一部从哲学角度反思现代大学危机的重要著作。理解布鲁姆的教育哲学,必须从他与施特劳斯学派的广泛联结中去分析其自由教育观形成的思想渊源。施特劳斯学派反对自由主义者或“左翼”学人对现代性危机的分析,主张从西方古典思想,特别是他所谓的“柏拉图-法拉比-迈蒙尼德政治哲学”来批判现代性。布鲁姆运用这种超越自由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自由教育面临的困境,在《闭塞的美国心灵》中深刻剖析了美国大学教育存在的危机。他断定,由德国相对价值论引发的美国虚无主义的泛滥是导致美国社会从“开放”走向“封闭”的真正思想根源。现代大学面临的这种危机突显了重整自由人文教育的紧迫性。他主张大学要充分认识伟大经典著作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主动承担组织通识课程的责任,积极倡导精英教育。     

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能克服现代虚无主义吗？——关于列奥·施特劳斯思想困境的三点反思

列奥·施特劳斯将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归结为虚无主义,并认为复归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是化解西方现代虚无主义困境的根本出路之一。施特劳斯为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所开出的处方,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自然正当能否被证成的困境;二是对于被赋予至上权力的哲学精英而言,其腐化的风险是否能被有效控制的困境;三是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能否改变虚无主义的现实状况的困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维之比较

柏拉图的政治学说是政治化了的伦理学,是对苏格拉底思想的偷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正相反,他通过批判其师柏拉图而回归到苏格拉底的立场,换言之,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更接近于苏格拉底道德优先的原则。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政治思维更明显地趋向于形而上层面与形而下层面的对立,趋向于精神世界与行为世界的对立。     

现代危机下不同路径的政治哲学对话——施特劳斯与马克思

通过批判现代性,马克思和施特劳斯这两位哲学家的政治哲学理论联系在了一起,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不同认识,施特劳斯和马克思两位哲学家进行了政治哲学领域内的对话。施特劳斯将现代性危机归于理论危机,而马克思将现代性危机归于实践危机。基于此,两位哲学家提出了基于不同政治哲学路径的解决方案。回归政治哲学,可以看出,二者的哲学思想都是对"人类应该如何更好生活"这一问题的解答。     

浅析施特劳斯学派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解读

施特劳斯试图以诸多＂双重倾向＂来阐释卢梭的政治哲学,解开卢梭梭作品中那些表面的龃龉。然而,施特劳斯在卢梭所展示出的诸多双重倾向之间选定哲学或准自然状态一极,却是出于其自身的隐微写作。施特劳斯的多数弟子遵循了施特劳斯的阐释策略：卢梭以一种回归古典的姿态,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但他最杰出的弟子布鲁姆却通过对《爱弥儿》的重新解读,试图在卢梭这里发现堪与古典哲学匹敌的新的政治哲学根基,从而对施特劳斯构成了挑战。     

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基本问题看法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政治思想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系统阐述了他所设想的最为理想的政治制度。作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非对他老师的政治思想全盘接受。笔者比较了两者对国家起源、阶级构成及政体形式等政治学基本问题看法的异同。     

施特劳斯在中国：施特劳斯研究和论争综述

施特劳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这不仅是由于他深刻的思想和他建立的学派,而且也是由于他对当今美国政治的现实影响。施特劳斯是中国学界最近三年中最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之一。本文对施特劳斯文本在中国的翻译及研究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尤其是对两位中国学者刘小枫和甘阳的施特劳斯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评论,比较了二者的不同。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想

"一般"与"个别"是一对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较为合理的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矛盾之处:在本体论上,他注重对"个别"的认识,认为个体事物是第一实体,从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他更为注重"一般"、"共相",从而回到了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由此为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论施特劳斯视野中的霍布斯

作为20世纪政治哲学复兴的关键人物,施特劳斯对霍布斯进行了独具特色的阐释和解读。为解读霍布斯的宗教批判,施特劳斯将霍布斯与伊壁鸠鲁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霍布斯的宗教批判具有伊壁鸠鲁主义基础,但又对伊壁鸠鲁主义进行了后基督教的修改。为解读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将霍布斯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进行了对比,揭示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不同于古典及基督教政治哲学的基础。为进一步解读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施特劳斯再次将霍布斯的自然权利与古典的自然法进行了对比,以此揭示出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存在弱点与缺陷。以古今之争为视角,施特劳斯勾勒出了一个与传统进行决裂的霍布斯,同时也揭示出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缺陷。     

列奥·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

列奥.施特劳斯是美国现代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其毕生都在分析和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和解决,构成了其古典政治哲学理论的终极追求和核心。"现代性危机"问题,是掌握其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     

普罗克洛论“一与多”的辩证法

普罗克洛既是新柏拉图学派晚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最后一位比较重要的哲学家,他代表了新柏拉图学派的顶点,新柏拉图学派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思想纽结,具有承前启后的独特地位。承前是指它试图以古希腊哲学思想为基础来创建宗教哲学。黑格尔就说过,新柏拉图学派“只是把一切哲学在自身中结合起来,以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毕泰戈拉派为他们主要特色。”启后是指它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理论来源。在中世纪,教父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为了论证基督教教义,总是从新柏拉图学派那里寻找根据。同时新柏拉图学派对阿拉伯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师承、学派及学术话语的生成——以古今中外学术传承为例

师承关系是学派形成的重要动力,进而为建构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基础。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人的师承关系建立起西方最伟大的学派,同一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在当代,师生间的传承规律仍然被学术界的重要学派所证实,索绪尔及弟子共同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胡塞尔、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师生传承形成了现象学、诠释学学派。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对比综述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直接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起点，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又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摆脱了柏拉图过于沉溺的理想主义色彩；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日趋没落，柏拉图认为社会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应是多元化的；柏拉图提倡公有制，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柏拉图提倡人治，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柏拉图注重演绎，亚里士多德则注重归纳。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问题性初探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以＂存在＂作为研究对象,在形而上学问题上调和了米利都学派和柏拉图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在＂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暴露了其固有的矛盾。揭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清理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必修课。     

亚里士多德"缺失"概念探析

"缺失"话题渊源悠久.亚里士多德第一次阐释了"缺失"概念.所谓"缺失"就是当某物本性自然应有的某种属性,它却没有,就是"缺失".其基本表征为"质料-缺失-形式"三本原要素构成图式,以及从"潜在者-现实者"的存在流变图式.主要特征有:"缺失"作为"非存在"的否定性存在,构成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原动力,它既是一种"居间性"对立关系存在,也是一种"不定性"流变状态."缺失"概念的提出,破解了事物的存在与生灭的不可调和之矛盾,达到了对事物之"不存在的存在"的认识高度;彰显了亚里士多德实体哲学体系构造的独特生命张力;对于其后不同哲学语境中"缺失"话题的延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地位和意义.     

人的觉醒:古希腊智者学派的群体映像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框架里,"智者"是一个受到诅咒的群体。"智者"的群体形象在柏拉图的笔下被刻画成虚假智慧的拥有者,"为了赚钱而将智慧出卖给需要他的人",是"兜售精神产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站在城邦传统价值维护者的立场,柏拉图以知识垄断者的身份批判自己的论战对手自有其理由。然而,自此以降2000多年来的后世学者大多奉柏氏之言,对智者多加挞伐,实乃精神上的自我禁锢。同苏格拉底一样,智者也是在古希腊贵族文明出现危机的时刻应运而生的知识生产者。然而,这个群体的出现动摇了希腊智慧的"属神"本性,将求知这一活动职业化、公开化、民主化,堪称智慧的"盗火者"。智者引领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希波达摩斯式的谬误——亚里士多德对“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批评

一种根植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能否被正当地贯彻于政治理论的建构与实践活动,这在政治哲学的起源处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呈现出来。米利都人希波达摩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理论家,他提出了一种可称作“科学主义”式的政治哲学思考模式:将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原理强行贯彻于政治生活中并对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一番削足适履式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此展开了多方位的批评:希波达摩斯对数字“三”的迷恋,给政治生活带来的不是精确而是混乱;效仿技术进步来推动政治和法律革新,可能会造成法律失信和政治动乱;将几何的理性之美强加于政治空间之上,不应罔顾城邦基本的安全需求。这些批评揭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塑造了政治哲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划分了政治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界限,并呼唤一种政治生活自身所需要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对人与政治关系认识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作为西方古代和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他们思想上的区别可以说就是西方政治哲学“古代性”与“近代性”的区别。其中亚里士多德持有的是一种自然的政治观,他认为人的政治属性是其自然本性,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的需求,从而肯定了人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和谐与一致。相比之下,霍布斯的权力政治观则认为政治社会并非产生于人的本性,它是一个人造物,是一部用来纠正自然的不足的机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正是以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和毫不掩饰的绝对主权主张这种极端的方式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人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凸现了出来。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理论探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现代性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现代性的文化和社会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加拿大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查尔斯.泰勒从多重现代性的视角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他通过理性、系统地分析现代性的三个隐忧,认为现代性可以自我孕育出批判性力量,并立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对话本性,致力于探究一种承认的政治模式,为现代性寻求拯救之路,为自我寻找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