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视角下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及立法

食品安全犯罪属于非传统安全犯罪,应当立足于"非传统安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来诠释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具有复合性和多元性特征,应当在"宽严相济"基础上"以严优先",并将食品安全的社会政策作为重心。食品安全社会政策的关键是"以行政严管为基础,以刑罚重罚为保障"。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指导刑法将法益保护前置化,以控制食品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时,应当进一步严密食品安全刑事法网,加大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处罚力度。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的体系刑法观--以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

以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依托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单纯地加重法定刑并不是应对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问题的充分命题。只有在体系的观念下对其进行反思，才能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现代化挑战。     

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研究——兼论受害人的赔偿救济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必须以刑事法律为武器,依法惩治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稳定。从分析我国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状况入手,阐释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司法适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措施：加大行政执法和责任追究力度,严厉打击食品安全渎职犯罪,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工作,促进受害者索赔。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特征分析——基于171例食品安全犯罪案件

本文在171例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判决材料基础上,从时空趋势、犯罪主体、食品对象和犯罪危害4个维度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征.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案率与侦破率快速上升;食品安全犯罪具有地区分布不平衡特征,表现为中部高、西部低;犯罪主体主要是中小规模的个体工商户与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肉禽类犯罪约占食品安全犯罪总数的60％,绝大多数食品安全犯罪都产生了违法收益.     

论刑法的“网络扩张”——兼评“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

针对网络失范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引起的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应对,实现了刑法的"网络扩张","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便是刑法向网络扩张的典型代表。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于现实社会,"现实"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局限性,扩张性司法解释也只能暂时应对网络犯罪的变化。根本上解决网络犯罪问题,需要克服我国目前大一统刑事立法之局限,针对网络犯罪制定专门的网络刑事立法。     

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犯罪的深层原因

犯罪,这个古老的社会问题,伴随着人类文明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现在看来,它并没有因为私有制被铲除而消灭。就我国情况而言,建国后犯罪率虽然起伏波动,但明显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因此,如果把产生犯罪的原因仍然简单地归结为不良的意识形态影响和国外某些反动势力的渗透就已经显得很不够了。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些只是诱发犯罪的外在因素,如果在现实社会中没有某些内在力量的驱使是不可能使犯罪变成现实的。所以,只有从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客观地研究,才能够充分地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犯罪的原因。     

风险社会下公害犯罪之抽象危险犯

在比较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基础上,探讨抽象危险犯的特征、设置抽象危险犯的价值以及将污染环境犯罪、食品安全犯罪设置为抽象危险犯的问题。认为:随着风险时代的到来,公害犯罪成为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为实现对公害犯罪的有效防控,中国刑事立法应加强风险刑法的立法与实践,系统引入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并将污染环境犯罪、食品安全犯罪等犯罪行为设置为抽象危险犯。     

比较视野中的交通过失犯罪——以过失危险犯为切入点

理论上认识的不统一,未能给惩治交通过失犯罪的刑法立法提供充分的指导,进而会导致不完善的刑事立法无法对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犯罪起到警醒和预防作用.文章通过对境外相关法律的比较研究,从社会危险性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严而不厉刑事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应引入过失危险犯理论的可行性.认为我国应依据过失危险犯理论,对刑法总则过失犯罪条款和分则交通肇事罪相关条款作相应修改,同时指出应丰富过失危险犯理论指导下的交通过失犯罪立法层次,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现实需要.     

食品谣言为什么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下的传播行为实证研究

本文以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为理论基础,从风险认知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公众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风险较为担忧,且容易出现影响传播行为的负向的乐观偏差,即悲观偏差;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食品风险传播行为关系密切以及食品谣言为什么容易产生的生成机制。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被害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促发作用及防范对策研究

食品安全犯罪原因的研究不应仅以犯罪人为中心,被害人对犯罪所起的促发作用也不容忽视。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具有现实性、身份特殊性、被害过程长期积累性等特征。在一般情况下,被害人自身条件与观念的偏差及其不良心理因素对食品安全犯罪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因此,从被害人着手也能对食品安全犯罪起到防范作用,具体对策主要包括:给予特殊消费群体特殊关怀,加大对消费者的教育与法制宣传的力度,强化消费者的自律意识。     

防治职务犯罪的理性思考

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公共权力的滥用紧密相关,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探讨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提出其预防和惩治措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基于"寻租"理论和犯罪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研究职务犯罪的内在机理,提出如下对策或建议:应增大犯罪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控制或减少犯罪收益,提高破案率,从而最终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犯罪构成理论若干问题梳理——兼论刑法知识的“地方性”

犯罪是法律对于此类复杂社会现象的高度抽象,而刑法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又试图尽力将其还原成复杂的社会现实。在此高度抽象和复杂具象之间,产生了无数的理论和概念。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还是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国际刑法的横向比较,关于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或犯罪成立的理论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这也再次印证了法律连同其理论,都只是一种"地方性"和"限时性"的知识。任何理论总是对应着一定的问题,而问题的产生又跳不出具体的物质、文化、法律和制度条件的制约,跳不出特定的时空。制约不同,制度不同,时空不同,问题也不同,解决之道也有差异。     

新时期食品安全犯罪取证问题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大。伴随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发布,食品安全再次成为热点。食品安全犯罪作为备受关注的民生犯罪,对其予以严厉惩罚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食品安全犯罪由于其隐蔽性强、涉及范围广、广泛运用高科技等特点,在对其处罚上存在着查证困难、证据难以保存等现实问题。所以,有必要从加大对客观证据的收集、鉴定结论的运用、程序衔接等诸多方面完善此类案件证据的收集与适用。       

我国现行犯罪民俗控制的宏观考察

我国目前对犯罪控制基本上是过分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力量,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必然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现实面前,这种模式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把民俗引入犯罪控制视野,从民俗入手,以审慎的眼光来理解乡民行为实践所构筑的意义世界,客观地探讨民俗在乡民地区所发挥的功能。对于拓展犯罪控制模式的讨论空间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竞业犯罪

竞业犯罪是市场经济社会里必然产生的一种犯罪,它对市场经济正常的竞争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从刑法理论上看,竞业犯罪有其自身的特征．我国刑法根据我国现实需要,也对破坏竞争秩序的竞业犯罪作出了规定．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司法监督及其改进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作为一种新兴的风险规制手段应接受司法监督。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可诉性与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司法审查并不是同一概念。"权力错置""司法偏好""不确定性"等因素大大消解了司法机关对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监督能力。为了克服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司法监督的现实困境,必须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提高行政法原则适用频率以及构造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侵权的"三阶审查模式"。     

从食品安全犯罪的视角看资格刑的完善

我国刑法中并无有关于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的相应规定,属于刑罚结构上的严重缺陷。已有的行政处罚措施并不足以也不应当代替资格刑发挥作用,食品安全犯罪增设资格刑仍然具有必要性。而且,从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角度来看,必须在资格刑的修订中重视增加"禁止从事一定的行业"的内容,才能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     

港澳台地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范的考察与借鉴

港澳台地区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范相较于祖国大陆,法律渊源更丰富、犯罪圈更广、法定刑更轻。港澳台地区对食品安全犯罪以"宽罚"赢得了更高的食品安全质量,值得借鉴。祖国大陆应废除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反观当前食品安全犯罪"重罚"的治理思维与实践,实现食品安全犯罪立法模式的多元化,强化行政处罚力度,实现刑法规制的"严而不厉"。     

社会风险研究的理论误区与以人为本

与传统的社会矛盾理论相比,社会风险概念和理论更具有时代性,紧迫性、预见性,更能表达对社会风险的先见之明与能动控制的信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多次引进了风险概念和问题.但是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理论误区及陷阱,GDP3000美元论,改革代价论、分配正义论等.排除这些误区陷阱才能真正找到我国社会风险的根源和找到化解风险的方向.我们当前社会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群体性抗争事件,这些抗争又是由失业、贫困和财富占有差距拉大等引起,是由社会结构和制度设置的错位所产生的,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发展观、人文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建设和谐社会"思想为我们纠正价值观偏差,也为我们从结构制度的纠正错位、化解各种风险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