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话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对话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存在和实现的基本方式,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对话,它既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又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与目标追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度的消融与重构——以网络拟态环境为话语空间

从传播学视域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作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信息流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两个部分。网络拟态环境作为拟态环境的时代性产物,是网络对各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其信息传播的广泛化、构建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主题的多变化、控制主体的大众化等特征分解和消融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中心性"、"主流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参与网络拟态环境的议程设置,加强对网络拟态环境的"把关",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来重构其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的传播效度。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所指及其特征——论伽达默尔“文本”观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具有不同于一般文本的特性:在文本的所指上,伽达默尔的文本指的是最初写成的东西,它产生于理解的受阻,并因理解的可能性和效果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层次的划分;就文本的特征来讲,伽达默尔的文本作为一个哲学诠释学的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文本不再是主体的客观对象,而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存在于和读者的历史对话中,对其理解的最终意义是应用于自身。     

高校辅导员的“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分析"独白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以及高校辅导员的工作特点,指出"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并提出了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与学生进行有效对话的方法,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分析

网络的普及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元话题"必须予以正确认识和理解。本文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及其关系问题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系及特征,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在网络空间中的新变化。以期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深入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教育活动提供认识上的帮助和理论上的支持。     

论伽达默尔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理解不只是停留在文本本身,他强调"文本新意义"。对文本的理解需要创造性,前见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不可缺少的条件。基于此,他提出视域融合来解决传统历史性带来的不同视域对理解造成的差异问题。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翻译误读研究新探

当前学界不同领域对误读认识不一。受此影响,翻译研究者对误读的认识也较为混乱,主要表现为：（1）不加审视的理论引入;（2）过分强调并夸大误读的积极作用。根据哲学诠释学理论,译者视域和文本视域无法很好融合、不能达成一致时做出的理解和诠释才构成翻译误读,并进而形成误译。在翻译活动中,理解的历史性使译者形成了自己最初的成见和视域,但它们往往包含着错误和偏狭的成分,是误读的根源。只有当译者充分地尊重文本的异质成分,面向文字背后的＂事情本身＂,他才能和文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不断抛弃和纠正错误的成见,修正和开阔自己的视域,最终原作视域融合,形成合理的理解和诠释。     

理论旅行与效果历史: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的当代意义

从效果历史所显示的当代意义来看,作为文化文本的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具有三重视域融合效果。首先,《德国古典美学》传达出作为西方古典美学发展高峰的德国古典美学在毛泽东时代历史存活中的理解和表达,形成了《德国古典美学》的第一个效果历史视域。同时它也传达出蒋孔阳修改、出版此书时改革开放初期视域对当时历史的理解,构成了效果历史的第二个视域。第三个视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德国古典美学》作为思想理论资源参与当代美学理论建构以彰显其与当代历史文化对话的可能。多维历史视域叠加共同构成了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文本的历史事实及其理解的历史,其效果历史呈现出复杂的当代意义及其贡献,也部分地呈现出西方文化的理论旅行在中国学者的接受和阐释中参与架构中国当代精神的过程。     

从哲学诠释学理解观看译者对源文本的解读

一切翻译工作始于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这一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哲学视角。根据哲学诠释学,文本理解是历史性的,理解者的合理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基本条件,在对文本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需动态地融合。翻译本质上是对源文本跨语言、跨文化的解释过程,译者不可能跨越源文本及自身的历史性,同时译者视域须与源文本及作者的视域调整并融合,译者解读源文本时产生的前见并非都是有害的,合理前见不可避免,并有助于译者对源文本的正确解读。     

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典型模式评析与经验借鉴

"美国新品格教育"、"日本教养教育""、英国全纳教育"和"瑞士日常生活教育"这四种典型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动向,对其进行评析与鉴别是跳出"中国现代实际"的视域局限,探索"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经验的第一步;总结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则是国际化视野下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认识飞跃与回归。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